从廖丹的特殊经历中不难意识到，好的立体化救助制度只有得到更好的落实，受到重大疾病困扰的家庭才能获得切实的帮助，整个社会也才能避免一再陷入情理纠结与情法冲突的心理怪圈。

　　北京男子廖丹为给尿毒症妻子做透析，私刻公章、伪造单据，4年间骗取北京医院17.2万元透析费。事情败露后，廖丹被提起公诉。在庭审中，廖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表示“所做的一切只为让妻子先不死”。廖丹为救妻子不惜以身试法的行为被媒体披露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人认为他不思进取不值得同情，但更多的人把他的行为誉为“最凄美的爱情故事”。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在了解此事后，很快通过媒体向廖丹转交了17.2万元捐款，争取以全额退赔的方式为廖丹争取缓刑。

　　在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尿毒症是一种特别容易让患者及其家庭走入困境的疾病。只要经济实力允许，尿毒症病人经过透析治疗乃至换肾，可以获得较长时间有质量的生活。但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每月数千元的透析费很快就能把家底洗得一干二净。前几年，北京曾经出现过“自助透析”的现象，一些从外地来京治病的人，凑钱在通州建起了简易的血液透析室。由于不符合相关法规，又存在较高的医疗风险，该做法被有关部门依法叫停。近几年来，有关尿毒症的新闻很多，但让人感到乐观的事例却比较少。尿毒症不仅对患者及家庭形成困扰，其实也考验着我们的现行医疗保障制度。

　　通州的“自助透析”被取缔之后，10名患者大多与原籍取得了联系，地方政府通过医保制度和特殊救助机制，为他们继续提供治疗。廖丹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妻子是河北易县人，为当地农村户口，按规定不能享受北京市的医疗保障。如果加入易县的新农合，又面临往返奔波之苦。但从多家媒体的报道看，廖丹仍有得到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市的“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就可以惠及廖丹的妻子。按照相关制度，廖丹还可以向区县民政部门申请临时救助，以及向市慈善协会申请慈善帮助等。从这些情况看，即使像廖丹家的情况那样特殊，即使现行医疗保障制度还未能尽如人意，只要相关制度和措施都能在廖丹的妻子身上“显灵”，廖丹一家也未必就会走入困境。

　　既然如此，廖丹铤而走险的原因又何在呢？从报道看，首先是廖丹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的了解比较肤浅，不善于寻求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他选择违法的“私力救济”这一下策，与所谓的“底层怪圈”是有关系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困难人群制定的特殊救助制度，在现实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响应能力。困难人群，多半也是求助能力有限的人群。如果救助制度不够灵敏、不够人性化，往往很难惠及特定的救助对象。廖丹多次为妻子申请医保，但街道工作人员除了“掏心窝子”表示爱莫能助之外，却没有向廖丹指示更多、更有效的救助方式。虽然街道办也曾为廖丹申请特困救助，却迟迟没有下文，也让当事人颇为无助。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廖丹的“刻章救妻”悲剧并非全然由制度导致，而主要是因制度失敏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