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国际惯例，高端医疗保险在个人投保时没有强制体检这个环节，保险公司会相信投保人在投保问卷上对自己健康状况及过往疾病的阐述。为什么核保上如此宽松？

　　袁颖晖觉得规则需要市场慢慢地接受，“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通过体检发现，一旦保险公司要求体检，那么风险就转移了。你不能在事后主张客户没有如实告知，因为人家体检了，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虽然安盛保险在上海经营高端医疗这几年来也一直是收不抵支，但袁颖晖的态度比较乐观。他觉得诚信体系的建设不是朝夕之间的，保险公司还是该先练好内功，主要做好三点：客户群体选择；销售渠道选择、培训；核保和风险控制。

　　“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很多信息都可以做到共享，风险控制技术是可以有一定保障的。业务系统必须强大，同时足够数量的医学背景的专业两核人员，加强对于网络医院的稽核工作。系统应该可以实时监控投保人的就医状况，及时预警。”袁颖晖说，对于大的疾病，保险人不是做事后理赔，而是参与到整个过程，做到事前、事中的监控。

　　借东风：“健康”“保险”产业需政策支持

　　目前国内经营高端医疗保险的公司除了最早开展经营业务的招商信诺，保柏等，中资公司如平安健康、太平人寿、中国人寿(13.83,0.02,0.14%)、阳光人寿、大地财险等也都参与其中。近两年，由于寿险和财险整体经营状况不佳，收缩粗放经营的中低端市场战线，抢占高端市场成为不少公司的新方向，高端医疗亦成为了集中抢占的新地盘。

　　面对各家出师不利的状况，袁颖晖更多的是在向内看，经营者自身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价值取向；而李琥认为应该向外看，他表示参与大病商保和高端医疗是有意做健康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两种现实选择。商业健康险有多重属性，只能依托于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受后者发展形态和水平的限制，并且受制于国家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做高端医疗已经算是少走了点儿弯路了，”在李琥看来，道德风险导致的成本问题、医疗控费的

　　问题不是根本，高端医疗要想做好，必须要靠政策的放开，否则发展有限。而政策的支持不仅仅是口头上鼓励，而且要有实际的支持，“要口惠且实质：上头有设计，中间有配套，执行有力度。”

　　李琥这样分析健康险的经营特点——健康险处在“健康”和“保险”两个均受政府政策影响极大的产业的交集上。根本上来讲，其发展的动力和阻力都要从这两个产业中去找。健康险的发展，按照某种维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进口”，也就是怎样吸引人来买你的保险可以通过税收等调节手段，如对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费用给予税收抵扣；二是中间的专业管理过程(利差、投资差、成本控制等)；三是“出口”，也就是支付之前的风险的管控。“保险的本质功能是对于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因此其前提之一是要知道风险究竟是什么，怎么产生的，然后再谈如何控制风险。从这个维度看，健康险要想有长足的发展，前提是要对于医疗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医疗风险直接来自医疗过程。保险公司只有足够深入地介入和感知这个过程，才有可能有效地控制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李琥表示，在有效的商业健康保险体制下，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商是利益共同体。中国的高端医疗保险能否以美国为参考样本呢？李琥觉得这不切实际，中国国情比较特殊，公立医院处于上风，保险实力和势力不够强大，公司缺乏“叫板”的能量，唯有另辟蹊径，找愿意和自己共同控制风险的提供商，相对而言，民营医疗服务机构可能是更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