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监管要求，我们现有养老社区房产暂时只能出租。这种模式对投资人而言，投资大、收益低、周期长，也很难调动社会其他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戴皓坦言。
保监会近两年下发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的文件中指出，严禁保险公司利用投资养老名义，以商业房地产的方式开发和销售住宅。
继武汉之后，合众陆续在辽宁、安徽、广西等省市买地，均用于养老社区建设。戴坦陈，按现“暂不得流动”的要求，这些投资将给公司大量持有养老地产带来一定资金压力。“按国外经验，我们更希望是可租可售的模式，例如租4成，销售6成用于资金平衡。”
其在提案《大力发展专业养老社区》中建议，借鉴美国经验，社区可限制居住家庭须有1名55岁以上老人，社区产权限定只销售给老人，当老人离世，经营商可回购后出售给其他老人。
戴皓建议民政部门准确定义养老社区，应该是可租赁、可销售。同时老人买房国家应给予政策支持，在房屋交割、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但产权依然是70年。
用固定长期收益缓解养老压力
在戴皓看来，解决养老的动源有多方面。除直接建设养老社区外，对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的公司，取消200人股东限制可让员工更大程度分享公司成长价值，固定长期收益也可缓解一定养老压力。
“我们在探讨一种模式，例如城镇化过程中，征收集体用地的时候让农民成为被征土地的股东。这样一来，土地虽然没了，但有固定长期收益。养老除了靠保险之外，国外最常见的就是靠股权。”戴认为，公司上市后让更多员工分享收益，相当于让市场承担了部分养老责任，“再加上基本保障和商业保险，养老问题就解决了。”
去年底，证监会发布《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为股东超200人的公司在新三板股份转让交易打开了一扇门。“但我认为A股市场也应突破此限制。”
戴皓在提案《放开IPO审核的“200人”上限问题》中建议，修订《公司法》、《证券法》中有关“200人”上限的规定；解冻非公有制金融企业员工持股计划，放开员工持股关于人数的限定，在制度性或原则性的框架下，允许非公有制企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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