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谁，只要他看到过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场就会认识到，所谓价值其实就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发达国家的多数人看来，生活垃圾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否则就不会丢掉了。挪威人明确表示愿意支付大约每吨114美元的价格雇人帮他们从普通垃圾里面挑拣可回收物，几年前美国卡特社区的一项调查发现，这里的住户宁愿每家每年支付363美元（按目前的币值计算）也不愿意让垃圾填埋场建在他们居住的社区附近。

　　与我们的直觉经验只差一点，垃圾摇身一变成了有价值的商品。在非洲小国布基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郊外的康布瓦西镇，当地农民付钱让城里的垃圾搬运工把未经挑拣的生活垃圾倾倒在他们的庄稼地里当肥料，其中不乏废旧塑料碎片。2003年这些垃圾的市价是每吨400非共体法郎。在新德里，200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拾荒者捡1公斤聚酯饮料瓶可以挣到2卢比，1公斤装洗发水的硬塑料瓶可以挣到7卢比。一个孩子在新德里的垃圾场拾荒的收入大概是每天20~30卢比。

　　事实上，垃圾与其他事物一样，向我们提出的仍然是价值评估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赋予垃圾的价格，即在要与不要之间作出选择，其实取决于与之相应的效益与成本的比较。一袋能卖两卢比的空饮料瓶，对于清晨起床后粒米未进的印度女童和我这位衣食无忧的纽约记者来说，其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她为了捡到这些瓶子，在新德里郊外的废墟里苦苦搜寻了一整天，根本顾不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风险。对她来说，这一切的代价都算不上太高，因为她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其他一无所有。为了满足吃、穿、住等需求，她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些风险。相比之下，我拥有的东西却很多，其中包括相当不错的收入。我除了空闲时间以外别的都不缺。把一个空的聚酯饮料瓶放入超级市场的自动回收机可以换回5美分，但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弯腰去捡。

　　我这样对比的目的并不是强调富人的机遇比穷人多，而是穷人和富人同样要面对各种选择，并对选择的得失进行评估。无论是一贫如洗的印度女童还是富甲天下的美国阔佬，其行为都由其成本与收益比决定，事物的价值都由人们拥有的机遇和面临的局限相较形成。他们赋予事物的价格—用自己的生命或者垃圾去交换什么—就表明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

　　垃圾的价格是我们了解文明的指南。污染在贫穷国家最不值钱，它们很愿意以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但是人们越富裕，污染的相对价格就越高。到头来它高得难以负担，就能人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些国家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但是在阴沉的空气和的水质背后是两害相权的一种平衡，污染要付出诸如损害健康，毒化河流等代价，减排会压低产量，或者需要投巨资更新设备。作出的选择完全不同，它把资源—清新的空气、绿色植被和野生动物—看得比让失业的农民到工厂就业更加重要。环保组织的众多，3成以上的人认为他们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污染。

　　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8900~10500美元时，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峰值。在1970年《清洁空气法》实施之前，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从那以后，排放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本书的中心论点就是：我们作出的一切抉择，都由我们面临的各种选择的价格决定，即相对于收益来说，我们对成本所作出的估量。有些情况下，这种选择是明显且直截了当的，例如我们放弃自己喜爱的品牌去买降价啤酒。但是印度的拾荒女童可能意识不到她进行选择的实质。了解如何找出那些我们生活的价格，以及我们的行为对价格会产生的影响，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作出决策，而且，无论作为个人或者社会，我们面对的价格如何促使我们行动，随着我们的选择不同价格有何变化，都会成为让我们从更加有利的高度观察历史进程的有力工具。

　　大约20年前，劳伦斯?萨默斯，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当时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暗含了富国向穷国出口垃圾是合理的这层意思。他说，因为穷国的工资水平低，工人生病或死亡造成的损失要小一些。备忘录表明：“把污染的垃圾倾销给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这一经济学逻辑无可，人们应当接受。”不仅如此，穷国面临着比污染更加严重的其他问题：“在一个力争提高前列腺癌患者存活率的国家，平均每百万人中前列腺癌症患者人数的小数点后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关注，肯定要高于对一个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的国家的关注度。”

　　这个文件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地球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泄露出来，该备忘录了世界银行备受的观点，即穷国是垃圾场。已故的巴西部前任部长何塞?卢岑贝格无比愤慨，他写给萨默斯的信中说，这一推理“非常符合逻辑，却又愚蠢透顶”。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非常恼火，他的反对使萨默斯出任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机会化为泡影。萨默斯后来为此道歉，解释说备忘录试图提供一个“性的对立观点”，以使关于垃圾贸易的分析和思维更加清晰。

　　卢岑贝格所说的当然有道理，工资并不是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准。贫穷国家垃圾处理的价格经常为零，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污染问题，而是没有严格施行有关污染的法律。但是萨默斯的观点也很有力，清洁的好比锦上添花，而富裕国家司空见惯的另一些东西，例如学校，对穷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从长远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用垃圾贸易换取机会多修建一所学校显得更有意义。

　　由非法移民引起的价格争论

　　多数人一想到价格就把它与商场购物联系起来。在市场上，价格调节我们的消费，引导我们在各种需求之间进行资源配置。它提示我们在有限的财力前提下，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价格引导我们的消费模式，它同样引导企业的决策，生产什么东西以及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市场机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序运作。

　　不过，价格无处不在，不只限于商场购物。在生活的每个十字口，它都微妙地提示我们应该何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明显，任何决策都意味着我们对面临的多种选择及其价值必须有所取舍。识别各种价格可以更好地辅助自己进行决策。价格可以用货币、现金或信用作为衡量尺度，但是成本收益分析同样适用于爱情、劳动或者时间。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货币是机会，采取某种行动或者选择某条道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当时我们面临的各种机遇。用5美元买一块比萨饼实际上就失去了做其他事情的机会，结婚的价格包括了假如我们选择单身可以做的所有其他事情。有朝一日我们于爱情与伴侣的而走进，数年以后可能会觉得迷惘：以单身的来交换婚姻的是否值得？经济学家称此为“机会成本”。我们对机会成本作出评估，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新德里的拾荒女童一出生，就面临印度父母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这一使当地夫妻堕女胎成风。印度2001年的统计表明，6岁以下男女儿童性别比例为1000∶927。而巴西和美国同龄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例分别是1026∶1000和1029∶1000。这一的形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对女性不利：儿子将来会继承家族财产并且给父母养老，女儿则要出嫁，家里还得陪送令他们负担沉重的嫁妆。为了改变性别比例的失衡，印度各级地方试行各种脱贫计划，鼓励父母生女孩。2008年，印度推行了一项计划，对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女孩，在她们每人的账户里存入10000卢比，她们上学以后该款项还会继续增加，目的是减轻她们将来结婚或上学深造的负担。2006年哈里亚纳邦推出一项社会保险计划，对那些年龄在45~60岁只育有女孩的夫妇，每月发给他们500卢比，60岁以后与全国统一标准对接，享受联邦养老金。

　　我还记得我在的斯托克顿采访过一位非法移民，大概是在2002年，或者那年前后。我当时为《华尔街日报》工作，正在写一篇有关美国境内西班牙裔人口问题的报道。那个非法移民给我上了一课，把他的两个孩子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来有两种途径，要比较二者的优劣：一是穿越无沙漠，二是使用伪造文件混过边境检查站。这确实让他难以抉择。他在圣华金河谷的农场里给人收芦笋，摘草莓，采集其他作物，每小时不过挣美元。找墨西哥“蛇头”带孩子穿越沙漠到美国来，每个孩子要付1500美元左右，找偷渡客用伪造文件混过边境检查站把孩子带进来，每个孩子大概需要付5000美元。这番谈话把引导人们生活的那种锱铢必较的成本收益分析展示得一览无余。

　　过去的15年里，美国边境巡逻的预算大约翻了五番。“蛇头”们向偷渡者收取的费用也水涨船高，2008年大约是每人2600美元。不过，可比较价格中上涨最高的是偷渡者的死亡率，因为过去经由圣迭戈不到一天的程，现在则要穿越亚利桑那沙漠，越境者要带足饮用水，躲过盗贼和边境巡警，长途跋涉三四天的时间。1994年越境死亡人数为24人，到了2008年死亡人数上升到725人。和我谈话的那个非法移民的计算方法再直截了当不过了。要把孩子们从边境检查站带进美国，他必须加倍干活才能积攒出那么多钱，但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孩子们的风险。

　　美国人有关非法移民的论战本身就是一场价格争论。持意见的人们说，非法移民少拿钱多干活从而压低了当地人的工资。他们还说，非法移民也享受了子女教育和急诊医疗等公共福利，从而成为当地人的负担。

　　这些似乎理直气壮的论点，其实经不起推敲。使用假身份就业的移民也都有税务登记，他们和大家一样要从工资中预扣所得税。他们享受不到大部分公共福利。就拿农业来说，没有确凿的表明移民压低了美国人的工资。但如果没有了外来移民，农场里的工作以及从农田到包装的一系列工作都将无人去做，当地人只能从国外进口芦笋和草莓。

　　非法移民确实对美国的物价有影响。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980~2000年移民数量激增，家政和园艺服务人员的平均工资下降了9%以上，这主要是压低工资的结果。尽管如此，它对当地人的工资影响微不足道，因为在劳务市场上，竞争主要是在可怜的非法移民之间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