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老龄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赡养比问题。赡养比到7%的时候说明进入老龄化，65岁占到14%说明深度老龄化，这时候5个劳动人口对1个老年人口，工作的人必须交10%养老金税，只能占工作人工资的50%。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年轻人还要养孩子，买房子，再严重有问题了。当65岁的老人占到总人口20%的时候，这就是老龄化，那时候出现2：1，3：1，这是衡量老龄化非常通俗的标准。随着这个比例越来越升高，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增多，这时候如果年轻劳动力的还是低成本，可能他们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就非常差，老年人的负担非常大。这种情况可能跟我们计划生育有关系，因为当时日本、德国的老龄化，是因为战争时代年轻人死了，老年人也不长寿。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少生将近5亿人口，老年人长寿，我非常担心收入少、人太多的三面楚歌，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对中国劳动人口红利问题，我有两点补充，统计人口不能反应实际人口，做一个实际赡养比的研究，劳动人口是15岁到64岁，我们得把在校生，失业，64岁以前提前退休四个人群减掉，实际上已经5：1，劳动人口充足的时候，是可以有点红利，相对人工成本低一点，使企业竞争力强一点，这不能滥用。美国人均一小时10美元，我们是不是可以8美元，6美元？不能长期2美元，人有一生的财务生命周期，就会给后面留下很多成本，所以得适度利用。实际赡养是一个分析，把在校生，低收入人口，64岁以前提前退休这些人口减掉，能真实反应出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实际赡养比问题，如果公共政策比较好，可能是一个正面效应，如果公共政策不太好，我们缺乏战略，它可能是负面效应。人口老龄化，孩子越来越少，这时候低收入人越来越多，可能负担越来越重。
张车伟：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方式必须得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