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宣称，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调研工作，随后，该部又有官员称，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实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某媒体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建议将现行退休年龄推迟7年。凡此种种，将争论了多年的延迟退休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保障负担沉重，难以持续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随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负担系数上升之势有增无减，全部或部分建立在现收现付制度上的公共养老制度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一些国家潜在的养老金负债成为天文数字。解决此难题无非两途：一是开源，即由公共财政注资、提高社保缴费或提高投资收益；二是节流，即推迟发放养老金的年龄或削减金额。由于加税、提高缴费、削减金额比推迟退休更难被选民接受，过去十多年来有不少国家通过延迟退休来缓解社保资金压力。

　　与此相似的是，中国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未来社保支出“压力山大”。在社保缴费率全球最高再无上调空间，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工作人口平均工资）全球垫底再降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效法他国以延迟退休来缓解社保缺口，并增强该体系的可持续性，成为近两年来的高分贝声音。这种建议从思路上看似乎无懈可击，是社保体系强基固本的根本解决之道。然而，放在更宽广的维度上考察，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从纵向上看有违契约，横向上看有违公平的不义、不公之举。

　　截至2010年社保个人账户空账约1。76万亿，巨大空账实质是当年国企改革财政困难时期向参保者的借账，其潜在承诺是情况好转之后由政府予以归还，事实上，随着近十年来国企经营改善和财政状况好转，已经具备了归还的条件。这种归还可以采取财政直接注资，亦可以采取划转国有股份、接受国企分红等形式。但软预算约束的政府对注资责任采取了回避态度，而在国企利益集团强力抵制下，国有股和国企分红进入社保基金的数量也寥寥可数。在此情况下，有人打起了延迟退休的算盘，且不说每年200亿元的增收减支效果相对于1。76万亿缺口无异于杯水车薪，单就这种行为本身，本质是政府违背了与劳动者之间的潜在契约，不但于理无据，于情又何忍？

　　从更长远的代际核算角度出发，也不应将推迟退休年龄作为第一选项。众所周知，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实行统制经济下的“低消费、高储蓄”，广大居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当年强制储蓄大部分体现在今天的各种国有资产上，那一代人退休之后，理论上要“提取”储蓄作为养老金。1978年后消费和储蓄关系有所调整，但国企利润中包含着大量由居民以高物价形式支付的垄断租金，因此，这部分人未来的养老金中也应该有相当部分由国有资产及其红利来承担。况且，国有资本本质上就是全民资产，让国有资产和缴费作为社保资金同等重要资金来源具有法理上的天然正当性。在目前社保缴费比率已高居全球第一，企业负担沉重情况下，国有资产更应该成为未来社保补缺的首要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