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社保缺口产生的原因在于老百姓愿意缴纳的少，想要得到的保障多，中国社保缺口根本原因则在于财政软约束，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缺少政府公共预算固定向社保注资的法律，因此，即使政府靡费巨大挤压了本该用于补充社保的资金，在法律上也得不到制约。中国每年“三公”开支近万亿，倘节约一半，现有1。76万亿的历史欠账即可在3年内彻底补齐，如能持续节约，在不增税情况下就可为未来进一步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提供额外资金。此外，在社保“双轨制”下，数千万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90%-107%，如与企业保持统一，此一节省下来的支出可以大大减轻未来社保压力。如能裁汰政府冗员，精兵简政，以民间如此重税和如此高的缴费比率，可大大缩小未来社保资金缺口。若数招并用，加上巨额国资支撑，摆在我们眼前的1。76万亿缺口以及未来几十年的社保资金压力不但有望化为无形，甚至提高替代率，让更多人体面退休也并非妄想。

　　在养老金缺口面前，有关部门本能地将延迟退休作为第一选择，这是一种部门主义的思路，是割裂财政有机整体，孤立看待社保预算的行为。国家大财政包括既独立又内在关联的四大预算，即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原因，夹杂着严重的体制扭曲和强大的利益集团干扰，只有将社保预算放在四大预算总体框架下统筹考虑才能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法。公共预算有为社保提供兜底资金的责任，国有资本预算也有为社保服务的天然义务，如果置两者的责任和义务于不顾，单纯从社保预算出发，一遇到资金压力就想通过延迟退休来甩包袱，本质是延续过去那种发展成果少数特权集团独享，发展代价由大多数普通人承担的道德观和思维方式。

　　社会保障不但涉及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跨期利益分配，更涉及政府部门、国企利益集团、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劳动者之间、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当期利益分配。现行社保具有“劫贫济富”特征，延迟退休无疑将进一步加大劫贫程度，甚至会出现部分人终生缴费而无法享受社保的情况。1978年之前的数十年，在“低消费、高积累”模式下，广大普通劳动者牺牲了基本的生活质量；1978年以后的30年，他们又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下承受着竞争重压，高物价、高房价让他们身心疲惫、健康受损，以他们过去的付出和承担，以现有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完全有条件让他们按既定年龄退休，享受一个体面而幸福的晚年。我们不能让一些狭隘的部门思维主导社保总体制度设计，而应该在更高层面，以更大的财政视角，以公平公正为原则来求解社保缺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