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有多少农民工的心血在其中。人们熟悉的，是建筑工地旁拿着安全帽上下工的他们，是酷暑傍晚坐在马路边打发时间的他们。人们不熟悉的，是每个打工者的个人梦想甚至是家庭兴衰，不熟悉的是打工者一旦遭受不幸，他们的无助与无奈。记者走近这个群体，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农民工在发生工伤后踏上索赔道路的艰辛过程。

　　“有盼头了，拿到钱就能给他治病了。”河北省邢台南和县闫里乡宋台村村民温振其的妻子拿着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抹着眼泪，不时地看着丈夫无力垂在床沿的左手。

　　8月21日，在北京海淀区农村租来的9平方米房间内煎熬了800多天的他们，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个官司的判决正式生效。虽然赔偿还没执行，但夫妻二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用了两年半，花了3万多元钱，经过二次仲裁、一次工伤认定、一次鉴定，一次复议、三次诉讼后，他们终于走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打赢了这场工伤赔偿官司。

　　“太难了。两年多来，我们就靠吃馒头、咸菜来填肚子来索要赔偿。”温振其的妻子哭着说，他们既要承受伤残的痛苦，又失去了任何收入来源，还借钱申诉。

　　打工受伤理应获赔，温振其的索赔路为何如此艰难？

　　左手伤残打工梦断

　　1996年，36岁的温振其带着一家人的期望来北京当起了保安，月工资400元。“全家的一亩多地刨去成本，一年也剩不下这些钱。”那时，他一个月往家寄300多元，虽然自己生活苦了点，但孩子能上得起学了，家里过得比过去好多了。

　　转眼间，他在北京做了9年保安，工资也涨到1000元左右。但让他做梦也没料到，2005年3月21日，在北京某啤酒屋做保安时飞来横祸，在值班室被人砍伤。医生诊断，左尺神经和左手肌腱完全断裂，左尺动脉完全断裂……这意味着他的左手将终生残疾，从此他将很难找到一份工作。

　　他的妻子随即带着仅有的200元从老家赶来。他打工的单位支付了1.4万多元医疗费后，拒绝进一步支付，家里也拿不出钱，凶手逃逸，4月4日，温振其被迫提前出院了。

　　凶手在哪里？进一步治疗需要巨额医药费，谁来支付？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不懂法律，没有多少文化的温振其一家陷入了巨大困境中。

　　“逮住凶手，赔了钱，治病就有希望了。”出院后，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去派出所了解情况，一个多月过去了，派出所毫无进展。他们开始四处打听，为了省钱，全靠步行，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穿坏了三双布鞋。吃得不好，好挨，他们最怕的是夜幕降临，住不起招待所，夫妻俩只有以地当床，繁华城市的地下通道、街上的座椅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告诉他，他在工作岗位上受伤，应到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

　　夫妻俩心里燃起希望。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就来到了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大门口。

　　曾负责这个案件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时福茂律师介绍，他们算是幸运的，在事情发生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找到了劳动局，开始了正式的维权之路。很多农民工受伤后，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申诉，四处求助，四处碰壁，耽误了很多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