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陆琴是该案的承办法官，她认为，本案中倪某参加自行车比赛过程中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关于工作原因的认定，要从职工实际从事的行为是否对其所在公司有益来看。本案中，无论是倪某赛前在邮件中同客户进行的沟通，还是预期在赛后与客户见面进行交流，在客观上对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处的业务都是有益的。另外，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方面，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处在田林路的办公地点是倪某固定的工作场所，他在那里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工作时间，但是除此之外，如果倪某出于工作原因，需要跟客户之间进行沟通联系见面，此时他沟通见面联系的地点和时间，应该属于他固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一个延伸。

　　对此，笔者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对何为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实质内涵未作出明确界定，使得工伤认定标准在实践操作中容易被机械地理解和适用，无法应对实践中工伤案件的多样性，给工伤认定实践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难题。如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三个要素是否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素各自能拓展到何种程度等等问题的产生，根本原因即在于三要素是没有明确涵义的法律用语，实践中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本案所涉及的社交活动中的工伤认定，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社交活动往往并非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但若职工从事该社交活动是其工作性质所需，或者得到单位明示或默示的认可，且用人单位从中受益，职工受到伤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呢？本案的判决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三要素的核心

　　无论从立法宗旨还是从工伤的理论界定来看，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工作原因三个要素中，最为核心的一个要素即是工作原因。从立法宗旨来看，《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就明确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强调的是因工作受伤。而且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都离不开工作原因这一要素，而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则不是每种情形都必须满足的。回到工伤概念本身来看，工作原因也是最为核心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工伤，简单地说，就是因工负伤。1921年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公约中规定的“工伤”标准就是“由于工作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事故为工伤”。大部分的因工作需要从事的社交活动，都不可能在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进行，若不将此类在社交活动中受到的伤害界定为工伤显然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违背了工伤设定的目的。本案的判决就是依据立法的宗旨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作出了灵活的解释，将《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界定为常规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而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时间和地点即使不在常规的工作时间和场所，也是常规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延伸。

　　2.工作原因的界定应以用人单位受益为导向

　　理论上关于工伤认定标准有很多种观点，包括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工伤的成立，必须具有业务起因性；业务关联性说，认为只要事故与工作有关联性即可构成工伤；相关性判断说，认为工伤认定以业务遂行性与业务起因性来判断时，只要其中一要件充分符合，而另一要件薄弱时，亦应认定为工伤。但这几种标准还只是在形式上兜圈子，未能深入分析工作原因的实质。用人单位雇用职工工作的基本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职工的工作来获取利益，虽然不能反推职工从事的活动只要给用人单位带来利益，就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借此可以确定工作原因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即职工从事的活动已经或者可能为用人单位带来利益。关于用人单位是否受益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用人单位是实际受益，还应当将潜在的受益也纳入其中。如在本案中，倪某与客户接触，即使客户最后未下订单购买公司产品，公司未能实际受益，但只要倪某有为了单位获益的主观意图，从事的活动客观上可能为单位带来利益，就应当认定为单位是受益的。

　　3.必须是工作性质所需或得到单位的许可

　　并非只要职工行为对单位有益，就可以认定为工伤。若职工从事的活动既与其工作性质无关，又未得到用人单位的许可，即使用人单位从该活动中受益，也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倪某的工作性质是销售员，其收入直接与自己的销售额有关，可以理解为单位是鼓励其与客户积极接触，这也是销售岗位所必须的工作内容，因此即使其未得到单位的许可，但只要单位没有明确禁止其参加某类活动，在活动中受到的伤害都应该认定为工伤。另外，即使倪某是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处的行政人员，工作职责是处理文案，但公司认为其业余爱好是自行车，有利于与同样爱好自行车的潜在客户进行交流，派其去参加自行车比赛，在该活动中受到的伤害，也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要界定职工从事的活动系因工作原因，不仅要看该活动是否能为公司带来利益，同时还需要判断该活动是否系其工作性质所需要的，或者得到用人单位的许可。在界定是否为工作性质所需时，需要结合用人单位的工作制度、职工的工作内容甚至社会的一般认识等予以界定。工伤保险是涉及劳动者、用人单位、国家社会多方主体的利益，向弱者倾斜式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但与此同时，法官作出的裁判也要把握好“度”，需要考虑到裁判引起的社会示范效应，这就需要法官充分发挥自由裁量和利益衡量的智慧和能力。

　　4.用人单位受益导向的判断标准的运用范围不限于职工在社交活动受到的伤害

　　本案虽是职工在从事社交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案例，但其确定裁判要旨其实是对工伤认定的一种实质界定标准，对于那些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发生的伤害或是需要对工作原因进行实质判断的伤害均可以适用。如在上班时间办私事而引发事故，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周末因工作需要主动到单位加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交通事故伤害，或在加班过程中受到伤害，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

　　综上，本案中浦东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倪某是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应予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