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强调“制度”两字，在于“制度全覆盖”不等于“人群全覆盖”。对于中国体制的执行力来说，要以上述的中国式速度完成制度全覆盖，虽非易事，但也并非难事。因为制度的覆盖只意味着制度的出炉，简单来说就是划分人群，对症下药。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全覆盖解决的是形而上层面的指导思想问题，是为了让今后的实施有“制”可依。“制度全覆盖”之后，还有实践层面的“人群全覆盖”长路。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目前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人数大幅增加。2147个县（市、区）实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1334万人参保，641万人领取养老金。2343个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3.58亿人参保，9880万人领取养老金，覆盖面扩大到60%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社保体系大军，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保体系正在为他们编出一张疏而不漏的安全网；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基本框架也激发着人们更多的积极性。然而，中国的社保体系建设究竟模仿了谁？借鉴了谁？我们能否从榜样的身上看到未来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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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正站在社保推进快车道的起点上，当时的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如今兼任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的郑秉文提出了世界福利模式的5种类型，即在前辈安德森1990年创立的3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北欧模式和西欧大陆模式之外增加了拉丁模式（包括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和儒家模式（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并指出当时中国的福利模式比较靠近儒家模式。
郑秉文用的词是“比较靠近”，言下之意，中国既不属于儒家模式，也不贴近该模式，只是因为与其他4种模式相差得更远，所以勉为其难才与儒家模式沾亲带故。
其实，在社保这件大事上，学者们的共识是——中国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没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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