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玲的丈夫、房县工商局干部杨旭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余富章三番五次举报，李保华认为刘玉玲是幕后指使。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老婆和李保华产生过一些矛盾，而且他觉得没有内部人的帮助，余富章不可能了解低保的一些数据。”杨旭东说，他们之前知道余富章这个人，但从来没有与他打过交道，更没有参与他的举报。

　　刘玉玲并不知道一场灾祸正悄悄降临。2012年2月，房县人民检察院开始调查她负责的民政优抚工作的账目。

　　接受调查期间，刘玉玲和杨旭东就有一种不祥预感。杨旭东认为，为了预防对方的加害行为，他们必须准备好“手榴弹”4月4日，利用刘玉玲民政干部的身份，他们从湖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下载了房县的低保花名册，以获取低保混乱的证据，必要时牵制加害者。

　　这份只有民政系统内部人员才能看到的花名册，记载了房县全部低保对象的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家庭信息、经济能力及其享受的低保金额等详细资料。同时，刘玉玲夫妇又准备了一份针对李保华以及房县低保工作的举报材料。

　　这份名单在杨旭东手上隐藏了一个多月，“一开始我不想公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在妻子接受调查期间，他还通过熟人找到检察院和李保华，希望对方收手，不要再对刘玉玲采取行动，否则他就引爆“手榴弹”。

　　刘玉玲的自保行为未能让对方妥协。

　　4月11日，刘玉玲因涉嫌贪污罪被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26日，刘玉玲被逮捕。

　　刘玉玲在民政系统工作了18年，杨旭东承认刘玉玲存在部分经济问题，但他认为，与李保华等人的问题相比，刘玉玲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以迅速对我老婆采取行动，主要怕她向社会公布低保的问题，‘先发制人’。”

　　杨旭东最终选择公布那份花名册，4月11日，刘玉玲被拘留当晚，杨旭东紧急将之前准备好的举报材料交到房县人民检察院。随后，他找到余富章，与他一起合作上访。其间，陆续有其他乡镇的群众加入，这支反映房县低保问题的上访队伍不断扩大。

　　“之前余富章只知道他身边的一些低保问题，反映的问题没多大力度。我提供名单后，他才发现全县低保的问题。”杨旭东说。

　　抽样调查报告揭低保管理混乱

　　加入余富章的上访队伍，杨旭东不仅提供了这份低保花名册，也拿出了此前准备的举报信。

　　这份署名刘玉玲的举报信写道，农村低保本来是最能使老百姓感受党中央恩泽的一件好事，可在湖北省房县军店镇，农村低保几年来却存在暗箱操作、虚报、冒领的严重问题。

　　这封举报信举例说，军店镇双柏村，村民龙宏亮已经去世两年，却依旧以两个“龙宏亮”户头，享受农村低保到现在；“杨成林”在军店镇军店街社区享受农村低保，同时又在双柏村、郭庄村享受农村低保。

　　该举报信最后说，通过查看湖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得知：房县作假、虚报、冒领情况十分严重……恳请上级领导派工作组严查。

　　为了查验花名册和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余富章等人用了16天时间，对房县军店镇、野人谷镇、龙乡3个乡镇中3个村民小组628户的1609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形成了一份抽样调查报告。

　　报告罗列了房县低保主要存在的5类问题：无中生有，一人多地冒领低保；乱编身份，一名多地冒领低保；“死人”吃低保；高报低发，克扣当事人低保；只报不发，欺瞒当事人。

　　坐在家中破旧的沙发上，余富章多次强调“我们的调查只是冰山一角”。“花名册中有4万多人，我们不可能全部跑遍，单就我们走访的情况看，低保管理漏洞百出，简直是一团乱麻。”

　　在杨旭东提供的军店镇低保花名册中，记者检索到3个“杨成林”，他们的身份证前16位均相同，只是最后两位尾数不同。郭家庄村的男“杨成林”身份证尾号是16，保障1人每月60元；军店街社区的女“杨成林”身份证尾数是26，保障3人，每月116元；双柏村的男“杨成林”身份证尾数是36，保障1人，每月62元。

　　军店镇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显示，军店镇只有一个杨成林，系军店镇军店街社区2组居民，男，身份证尾数是1536。

　　7月26日，记者在军店街社区见到身材瘦高的杨成林。他告诉记者，前些天看到花名册，他才知道自己被分成为“一女二男”，而且一人分居3地。“这不是胡整吗？”杨成林一跺脚，3个脚趾头从一双有洞的白袜子里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