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养老制度长期的财务平衡问题，进一步提高费率和降低养老金水平都没有空间。提高退休年龄就成了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因为它既可以增加就业人口，增加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又可以减少拿退休金人口的数量，减少基金的支出，对养老保险制度收和支的两端都发生作用。

　　当然，提高退休年龄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缴费工资的基数和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限都是重要的参量。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里，缴费基数下限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一些地方进一步下降到40%，这样的缴费基数太低，减少了制度性收入；另外，缴费15年即可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一个人缴费15年却要拿数十年的养老金，这显然不合情理。一方面，按养老金计发办法，个人的养老金会非常低，另一方面又会需要制度对他大量的转移支付，最终制度造成财务压力。所以说，延迟退休年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其他的参量也需要改革。

　　“养老金不存在当期支付危机”

　　《决策》：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国家目前存在巨大的养老保险缺口，甚至出现了18.3万亿这样一个数值。

　　胡乃军：201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69万亿元，支出1.28万亿元，截至2011年末，基金的累计结存达到1.9万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养老金不存在当期支付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1.9万亿里面有1.7万亿是历年的财政补贴，如果把这部分拿走，个人账户再做实，那么也是存在缺口的，因为统计口径不一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肯定没有那么大。

　　18.3万亿这个数字是一份名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它其实是一个隐形负债的概念，这个和所谓的养老金缺口还是有差别的，是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假设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覆盖扩大化了。

　　《决策》：目前对延迟退休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可能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珍：60多年来我们从没有延迟过退休年龄，没有实证数据，无法证明其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滞胀困境，经济不增长，就业形势严峻。很多国家为增加年轻人就业采取了一个措施——降低法定退休年龄。结果，到了80年代，出现了问题，降低退休年龄导致养老保险赡养比的恶化，保险费率提高，劳动力成本增加，机器代替劳动，就业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改善。也就是说，这一举措非但没有改善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反而使养老负担变得更加不堪。于是，各国从上世纪90年代又纷纷开始提高退休年龄。

　　看看中国的例子也是这样。我们靠各式各样的提前退休来缓解年轻人就业的压力，结果是1978年我们30人在职养1个退休人口，现在3个养1个，养老保险费率高达28%，这么高的费率也会对年轻人就业形成挤压，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靠牺牲养老体制的可持续性来维持高就业水平的，这无疑是将问题从左口袋转移到右口袋。

　　胡乃军：延迟退休对年轻人就业岗位的影响，还不能那么准确地说是正向还是负向。比如有一些临近退休的老人，他的岗位并不是年轻人来了就直接能接上手的。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岗位也不能完全依靠老年人退休让出来，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新的岗位是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重要途径。

　　《决策》：任何事物可能都具有两面性，您如何看待延迟退休的利与弊呢？

　　李珍：延迟退休的利与弊，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同的。从微观的、短期的角度看可能是弊大于利，但从宏观的、长期的角度看是利大于弊的。

　　从短期角度看，我们没有把握说它对年轻人的就业不产生负面影响；对企业而言，同样的工资支出可能雇佣更年轻更有劳动效率的劳动力；同样的，对于那些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又不能分享工资增长成果的人，提高退休年龄，他们是会受损的，当然对于多数人情况并不是这样。

　　而从长期看，从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延迟退休是利大于弊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中国劳动力市场30年前那种“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不及时调整退休年龄，未来我们会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