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养老的问题上，面临着两个必须确定的必要条件。一是资金安排，谁来支付养老的成本？养老消费者本身吗？中国目前缴纳社保的人，能否通过退休之后的领取养老金，满足这样的基本消费？而不通过市场解决这个需求，依靠政府保障低端和部分供给中端，政府又从哪里筹集这部分资金？二是那些没有户籍的移民如何养老呢？比如在北京市政府养老原则和目标里，就没有体现非北京户口，却在北京打拼一生的人，老了之后怎么办？这些人应该由政府保障，还是市场供给？是高、中、低的哪一端？这两个必要条件政府没有应对措施，没有相应制度，老有所养的目标，无论是通过市场、政府还是家庭来解决，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对这个大问题，理论上讲是简单的，因为老有所养是人类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不仅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和得以成立的前提。但如何做到老有所养，意见却未必那么一致。老有所养的共识和养老方式常常处在矛盾之中，如何解决？的确考验着渐入老年社会的中国，这不仅是北京市一个地方的社会问题，还是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直接面临的社会问题（比之中国小城镇和农村，城市养老问题社会化要早些、急迫些）。

　　在养老的问题上，有三个常见的各有局限的、但局部或许都十分有效，却相互纠结难以分清的模式。这三个模式一个是极为传统亲情为主的家庭方式，按照古话就是“养儿防老”；另外两个是现代社会组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出现的、以社会管理方式出现的养老模式，即政府负责制和市场服务式。这三种方式互有长短，从人性化和中国文化习俗传统的角度说，亲情养老无疑是最符合中国养老传统的模式。但由于计划生育（一对夫妻至少要孝顺四位老人）和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大量造成城市人口是第一代、最多第二代的移民），使得亲情为主的家庭式养老的能力大为缩小，几乎成为最不现实的养老方式。

　　因此之故政府负责和市场服务就成为这样的传统养老模式的替代。但这两种模式在中国起步都比较晚，准备也比较急促，各自都尚未找到合适的定位，来回避自己的短处，发挥自己的长处，做到有效、优质的老有所养。

　　比如北京就有具体问题的反应。首先是各类养老机构的设置就不合理，既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还出现资源配置浪费的情况。按照这次北京市民政会议的发布的数据，北京现有的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既少（北京养老床位有8。2万张，百名老人拥有不到3张，与发达国家5至7张相比有明显的差距），结构也不合理——城区一床难求，而郊区却无人去住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照北京市政府的分析，是由于政策不到位，比如没有针对养老市场服务提供资金、土地和税收的优惠制度，造成了民间资本没有积极进入养老市场，因此发生养老市场服务的短缺和结构不合理。

　　这种分析虽然准确地描述了现实情况，说明了政府作为和市场运行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老有所养在中国成为大的社会问题，成为城市中最急迫的社会问题之一，是新世纪（行情股吧资金流）以来才逐渐突出的。而新世纪之前，中国城市的养老问题基本以亲情方式解决了（现在中国农村还基本是这个方式），有问题也是家庭内部纠纷，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属于社会宏观管理的问题。

　　那时，即使不算外来移民，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是人口年轻的大都市，户籍人口老龄化不像今天这么严重和突出。因此之故，目前北京出现的养老资源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现“住不进”和“住不满”的悖论，并不完全是政府针对养老市场不作为、养老市场供应不到位的缘故，而是中国社会整体在新世纪之前，尚未意识到老有所养将是中国面临的需要急迫的大问题。

　　对这个问题，北京市政府提出自己的原则，也提出了目标。它是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高端有市场”的原则，通过政策扶持、制度规范、资金引导、奖励督导等手段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制定出台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金补贴、信贷支持、市场准入等综合配套优惠政策、措施，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培育一批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按此原则，北京市短期的目标是，到2015年养老床位达到12万张，每百名老人拥有3。8张，其中，护养型养老床位占50%。

　　这看上去是一个政府和市场兼顾的办法，也是中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需求常用的顶层设计和统筹措施，即在保证政府是老有所养底线的基础上，以优惠政策鼓励市场行为成为养老服务的主导力量。但这个在其它产业也许行之有效的招商路数，在养老这个社会问题上是否有效？却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