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有资产责无旁贷应成为补缺首要资金来源
巨大空账实质是当年国企改革财政困难时期向参保者的借账，其潜在承诺是情况好转之后由政府予以归还，事实上，随着近十年来国企经营改善和财政状况好转，已经具备了归还的条件。这种归还可以采取财政直接注资，亦可以采取划转国有股份、接受国企分红等形式。但软预算约束的政府对注资责任采取了回避态度，而在国企利益集团强力抵制下，国有股和国企分红进入社保基金的数量也寥寥可数。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实行统制经济下的“低消费、高储蓄”，广大居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当年强制储蓄大部分体现在今天的各种国有资产上，那一代人退休之后，理论上要“提取”储蓄作为养老金。1978年后消费和储蓄关系有所调整，但国企利润中包含着大量由居民以高物价形式支付的垄断租金，因此，这部分人未来的养老金中也应该有相当部分由国有资产及其红利来承担。况且，国有资本本质上就是全民资产，让国有资产和缴费作为社保资金同等重要资金来源具有法理上的天然正当性。在目前社保缴费比率已高居全球第一，企业负担沉重情况下，国有资产更应该成为未来社保补缺的首要资金来源。
2、政府节约“三公”开支用于弥补社保缺口
中国老龄化程度现在明显低于西方大多数国家，中国社保之所以“缴费最高、受益最低”，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功能与别国存在的差异。西方国家社保缺口产生的原因在于老百姓愿意缴纳的少，想要得到的保障多，中国社保缺口根本原因则在于财政软约束，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缺少政府公共预算固定向社保注资的法律，因此，即使政府靡费巨大挤压了本该用于补充社保的资金，在法律上也得不到制约。中国每年“三公”开支近万亿，倘节约一半，现有1.76万亿的历史欠账即可在3年内彻底补齐，如能持续节约，在不增税情况下就可为未来进一步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提供额外资金。此外，在社保“双轨制”下，数千万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90%-107%，如与企业保持统一，此一节省下来的支出可以大大减轻未来社保压力。如能裁汰政府冗员，精兵简政，以民间如此重税和如此高的缴费比率，可大大缩小未来社保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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