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和平稳的增长，GDP总量已由1978年居世界第10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2位，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经济大国地位得以初步确立。但是，在我国经济社会从温饱走向小康的同时，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从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的近十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47—0.49来看，我国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强调“机会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达致分配上的公平，亦称结果上的公平。倘若放任贫富差距放大，那么阶层固化的趋势将会导致“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社会公平和稳定便难以得到保证。针对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曾面对的问题，党和国家正在不断地通过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其中，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较为关键的一环，作为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和“安全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以身份化、地域化为特征的权宜性社会保障制度难掩系统性风险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多元化以及“工作福利”导向的全面深入，国家作为主要供给者撤退而第三部门又没有及时跟进，主要主体由国家为主转向以家庭为主，导致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空心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呈现“虚幻”状态、社会保障中的“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局面。实际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工作福利”与社会保障的“去身份化”目标相悖问题。“工作福利”是当今国际社会政策流行理念，其目标是将福利与工作相关联，用本土化的语言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而生活贫困者只能得到社会照顾即最低生活保障。但是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却是维持公平正义，保证每一个公民无论遭受何种风险都能过上社会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生活，其目标内在地包含着去身份化的理念。所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破除因为身份地位而带来的保障和福利。在中国，身份地位很多时候即等同于一个人的供职单位，供职单位的性质即代表了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因此社会保障制度身份化、地域化特征一直比较明显，各地区、各个人群之间以及同一个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差距越来越大，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同时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以身份化、地域化为特征的权宜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连续性，可能导致全盘的系统性风险。以我国的养老金为例，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背景下，又分为城市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两大类。就城市养老保险而言，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职工养老保险的支付主体，并没有安排个人账户，因此并没有相应的资金结余积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建设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使退休老人的养老任务自然而然“落在”在职职工肩上，这样虽然能够暂时解决退休老人的养老资金来源问题，但是却很不科学和公平。由于历史债务负担大，资金缺口日益凸显，统计显示目前个人养老账户“空账”规模已达7400亿元左右，且每年仍在以1000亿元左右的速度上升。可以预计的是，在现有人口生育政策背景下，伴随着退休人口剧增，再加上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到来，“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收支模式导致本应作为未来养老金积累的个人账户资金却发给了退休人员，“空转”的个人养老账户将引发“明天谁为我们养老”的系统性问题。就农村养老保险而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可以实现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全覆盖并非能达到实质保障的目的，在未来通胀趋势背景下，农村养老的退休金水平较低，难以支付平均物质生活，实际保障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在此问题上，国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老无所依”即养老金入不敷出甚至会超过腐败，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第一根源，因为养老金个人账户目前已有的以及未来还将继续增长的巨大缺口、养老金地方政府负责制因而导致的资金无法调剂、实际退休年龄普遍低于法定年龄并且国民普遍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等等，都决定了养老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的第一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