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大就业援助力度，扶持城镇困难人员、残疾人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并强调保障退伍军人工作。实际上，阿里研究院调研发现，在快递企业，往往是零就业家庭先有一人就业，随后全家逐一就业的情况，一家人在同一家快递企业工作的情况甚多，丈夫是点部主管，妻子是分拣工，儿子是快递员的现象亦有之。

　　此外，由于行业属性，快递业容纳了大量退伍军人就业，通达系，顺丰等企业，包括很多出身基层的中高层管理者，都是退伍军人出身。包括知名女快递员”陈建红”，这个在“男人堆”里打拼的29岁女快递员陈建红，她被同行戏称为“快女”。她在工作之余还要照顾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有时甚至要忙到凌晨。陈建红和丈夫都曾当过兵，退伍后选择做快递，虽然只干了不到2年，但因为送货快、不丢件也积攒了不少客户。

　　本质的眼光来看待快递社保问题

　　关于快递业存在的网点安家难，员工雇佣难，车辆派送难，其实本质上还是两个问题：社会管理对技术发展新业态的不适应和人的权利的不平等，后者在老经济系统内也一样。近来还有反映快递企业没有社保的言论，国家邮政局长马军胜前日也提到“不同意这种观点”，“新业态在用工方面有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对新业态要有容错机制，社会对于新业态的发展也应该多一些包容”。

　　实际上，其实社保本质上仍然是基于工业社会的就业理念产生的概念，更是一种舶来品，其理念是本代劳动力拿钱给上一代已退休人员用，退休人员为什么可以不工作，不投资还能活下去？当然是下一代给的社保了。且不论抚养比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参见延迟退休政策和人口结构与二孩政策），单是体系内就存在无数问题。

　　首先，农民工交纳社保后，如果回到老家，是享受不了社保的，笔者也从未听说哪个农民工想要社保不想要钱的，与国外不同，中国城镇化有着非常奇怪的特点，女性更容易留下来，而男性往往回老家，快递员又基本都是男性。

　　第二，中国人的思维底层，仍然是程朱理学，孝道在这里是为天经地义的，南方如广东、福建等地仍保留着浓厚的宗法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两者统一来看，意味着一个农民工快递员在交一份社保钱养活跳广场舞的城里大妈，自己未来享受不到益处，自己在老家的父母也无法享受社保，基于孝道，父母又需要自己另拿钱赡养，等于一人养4个老人（如果有媳妇算6个，娃另算，二孩的话算8个，派一个件最多挣2元）。长此以往，城乡差距势必加剧。这就是思维底层与拿来主义政策结合产生的最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