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之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支出是许多国家公共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保障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力量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分配改善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而非市场性因素。相关学者对意大利、卢森堡、英国等16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16个OECD成员国的市场基尼系数为0.483，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289，政府再分配政策使基尼系数下降了0.194，其中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转移性支出的贡献为80.83%，远远高于来自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的贡献。其他学者对多个OECD国家从1967年到2000年间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转移性支出和个人所得税可以使居民收入不平等指数下降，而其中政府转移性支出的作用尤其重要，其对收入不平等改善的贡献率接近80%。与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类似，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也表现出明显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通过计算发现，巴西、墨西哥等部分拉美国家的政府转移性支出也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可以解释居民收入分配改善的75.2%。可见，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支出都是政府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最主要力量。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不能忽视对以社会保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再分配政策的研究。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规模

　　关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内容和统计范围的争论较大，由此得到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相差甚远。为增进国际比较，我们使用IMF政府财政统计（GovernmentFinanceStatistics，GFS）的定义。GFS的社会保障支出指政府功能分类中的社会保护，由个人服务和团体服务组成。个人服务是政府向个人或家庭提供服务和转移支付时发生的支出，团体服务则是社会保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管理性支出。

　　在我国，社会保险收支独立于一般政府预算，社会保障总支出应为社会保险支出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合计。2007年，我国执行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后，财政部认可的按国际统计口径计算的财政社保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保障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三项预算科目。由于我国社会保险支出的一部分是由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筹集的，为避免重复计算，这部分应予以剔除。我国社会保障总支出实际上等于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之和，减去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按照这一口径整理2009—2014年我国社会保障总支出，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自2009年的6.09%上升至2014年的8.2%，说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名义）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财政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2011年之前不断上升，之后基本维持在15.5%的水平，说明社保支出的增长并未明显超过整体财政支出的增长。

　　社会保障支出再分配效应的实现程度与其规模大小密切相关。在比较不同国家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时，通常使用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由此衡量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用人均GDP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人均GDP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地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也越高，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成正比关系。采用2012年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拟合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由此可预测中国的人均GDP所对应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研究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的预测值是10.5%，而实际值为7.2%，这意味着，即使考虑人均GDP水平，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是偏低的。这一发现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佐证：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指出，2002—2006年间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5.41%—5.60%之间，既低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保支出水平，也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波兰和匈牙利，以及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