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蜗居”所困时，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住有所居”迈出一大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职工之家福建代表团驻地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厦门在工业开发区附近建设专门的外口公寓，为来厦务工人员提供居住生活环境，而已成为高级技师的农民工，可享受厦门市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刘赐贵透露：“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盖到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扩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给。”

　　上海宝山、闵行、奉贤、青浦等郊区，都有一些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天地。走进位于宝山区永清路的创业公寓，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农民工社区”的气息，公寓内超过300套房只租不售，这使得公寓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轻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将这群注重消费的群体过滤沉淀了下来，他们从事各行各业：酒店服务员、个体户、机械工人……还有黑车运营者。

　　来自重庆的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消夜、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为融入城市不住工棚

　　与孙元娟相比，来自四川巴中的厨师鄢兴敏也是2004年来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与亲戚们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兴敏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这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走向单租。他告诉记者，这并不是经济问题，关键是合租后互相有个照应，厨师出身的他经常帮亲戚家做饭，晚上8口人一起围坐吃饭，更是其乐融融。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总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政策制度、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提供保障，也能让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弯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多见了，工棚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变得陌生起来。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有要求，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类城市生活”。

　　来自湖南长沙的张晶晶今年22岁，2008年来到上海后先后在一家包装企业和平面设计公司打工，住过2次集体宿舍，都是3人一间，十来个平方米，没有娱乐设施。晚上听MP3成了她打发时光的唯一选择。两份工作加在一起才做了不到3个月，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让她觉得“包吃住”的工作临时性太强。“因为工作变动大，总感觉我的生活也不属于这里。”张晶晶如是评价她的宿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