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分享1524亿元失业保险基金？

　　自动调节和“预警红线”

　　将事业单位设立为调节阀也意味着失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不再是铁板一块地僵化不动，而是根据经济景气等变动随之变化的较为灵活的制度。

　　由于失业风险与经济大环境相关，因而风险比较集中，再加上道德风险使保险商很难辨明和判断失业的真正原因，因此，失业被认为是一种市场不可保的风险，只能由国家作为一项公共产品予以提供。

　　郑秉文认为，由国家“垄断提供”的失业保险项目制定的费率也具有垄断性。如果失业保险基金规模过高，在其他政策既定的前提下，建立缴费的“自动调节机制”便十分必要，这也是社会保险制度公平性的一个具体体现。

　　2008年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3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08]117号），提出了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缓缴失业保险费等一系列社保新政。

　　据统计，2009年1~6月，通过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缓缴失业保险费，直接减轻企业负担达42亿元，涉及企业290万户、职工8200万人。

　　郑秉文认为，这种在特别时期减缓费率做法是反周期的一项临时措施，而不是一个制度安排。他建议在未来修订的《失业保险条例》中，应当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给地方政府以足够的自主权，将费率的“自动调节机制”建立起来。

　　除了自动调节机制外，郑秉文建议，中国的失业保险管理有必要设立预警红线，以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的反危机功能，减少失业导致的贫困发生率。

　　第一条是为“总失业率”设定一条失业金自动延期的红线。但要设立这条红线，障碍在于中国目前尚无一个为各界所接受的“总失业率”。

　　正在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被普遍认为无法真实反映中国的实际失业状况。据国家统计局称，从2011年开始，中国将启用新的失业数据——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虽被认为是基于城镇常住人口且样本有限，但较城镇登记失业率，将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失业状况。

　　张车伟则认为，当前中国失业保险享受时间相对并不短，问题关键在于待遇太低。他提出，应该确定合理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确保失业保险权利和义务相结合。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失业金标准不一，但都大大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北京，今年7月1日上调后的失业金（最低档）为每月632元，上调前仅为562元。

　　郑秉文提出的第二条红线是为“参保失业率”设定一条失业金自动延期的红线。根据美国的规定，一旦“参保失业率”超过5%这个红线，“延伸失业金”程序便开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