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抢工大战在中东西部地区同时展开，然而宁波却相对平静。宁波市外来务工者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薛晓伟介绍：“全市范围农民工平均返岗率为80%，北仑等区更高达96%以上。”分析原因，薛晓伟认为，这有赖于宁波在全国最早出台农民工“五险合一”政策以及善待农民工20个配套政策的“组合效应”。“目前，在甬农民工分文不掏，企业只需每月帮员工缴纳180元，就能让农民工享受工伤、大病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五大保险。以失业保险为例，一旦失业，农民工可连续3个月、每月领取300元生活费。这种规范用工环境、给予制度保障的社保套餐，最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

　　更多城市在积极探索农民工变 “流”为“留”。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告诉记者，长三角不少城市的规模以上企业、上市公司、开发区积极与各地村委会合建廉租房，譬如苏州市已建成集宿区1.7万处，外来务工者集宿率达40%。又如湖州已在全国率先建立住房公积金体系，农民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每月各缴66元、正常缴纳6个月之后，就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夫妻双方都在湖州工作，最多可获得公积金贷款20万元。目前，湖州已有2100余家非公企业建立了该制度。”

　　如何兼顾“新市民”的远虑？

　　江苏自2007年以来，密集发布了《江苏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江苏省灵活就业人员省内跨地区流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施办法》等新政。而去年流动人口达2006万的浙江也不甘落后，杨建华说，浙江恰恰是农民工社会管理屡屡创新之源，“2007年，温岭诞生了‘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随后各地纷纷效仿；义乌市总工会牵头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义乌标准》，这种社会化维权模式后来逐步在全国推广；诸暨邀请劳务输出地的乡镇干部来诸暨挂职，开创‘老乡管老乡’的外来人口管理模式等。此外，政府建立欠薪保证金、‘集体纠纷快速通道’等创举，也大多由浙江‘发明’。”

　　如今，农民工已是各地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杨建华介绍，“‘十五’期间，农民工对浙江GDP的贡献率是21.4%，‘十一五’已提高到29%，给予他们城市归宿感已迫在眉睫。”然而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不少地区外来人口已接近或超过本地户籍人口，为给予他们“市民待遇”，地方财政已支付了高额成本。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认为，“如何使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城市承载力相吻合，是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验。”更多专家表示，下一步，各地政府在加强农民工所属企业工会建设、提高农民工适应性、降低农民工生活成本、公共租赁屋后续服务等方面，要有前瞻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