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10年来，我国社保基金规模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扩大。2001年，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为1639亿元，到2009年底，该数字就直逼2万亿元大关（1。96万亿元）。也就是说，9年间，社保基金规模增加了12倍，而2002至2009年社保基金的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41%。占社保基金绝大部分的养老保险基金，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无疑也是可喜的。

　　然而，郑秉文却在近日提出“两万亿养命钱面临贬值风险”的论调。

　　倍增的资产不能保值增值，这无疑是一大问题。如果郑秉文的话果真盛世危言，那么，涉及百姓的养命钱究竟应该怎么管？怎么管才能不贬值？

　　养命钱跑不赢CPI

　　“这些大规模的资金其收益率仍然跑不赢CPI。”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郑秉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位社保专家认为：“一方面，养老基金实力的急剧增加改变了之前资金量短缺的局面；但另一方面，这些钱的投资收益率还不到2%，跑输了2。2%的CPI（2000-2008年），处于贬值状态。”

　　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到2%的名义收益率既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国债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也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可以说，这是社保制度缺陷约束下的被动结果。”郑秉文直言。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地方割据现象严重，难以制定一个统一的市场投资策略进行投资，只能通过财政专户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的方式将其卡住，“现在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允许存银行和买国债。”

　　他向记者进一步解释，如今，养老金的投资管理层次多分布在两千多个县市级统筹单位（只有北京和上海等四五个省市真正实现了大收大支的省级统筹），这样，全国的养老金在事实上就呈现出非常分散的状态。在缺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专业人士的情况下，这种属地化养老基金管理体制不可能具备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基本条件。否则，一旦盲目放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十几年来存银行和买国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此外，目前养老基金投资体制还缺乏完整的配套设计和细节规定，这导致基层政府有实干精神却无具体章法可循，甚至违法行事。“现在的收益率很低，但其实已经是各地基层政府努力的结果，只是他们在操作层面上太随意，可谓呈各显其能的‘放羊’状态。”郑秉文对记者说，个别基层政府为尽量获取较高收益率，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为银行协议存款而到处奔走，在国债难求的背景下四处拜佛，有时还冒公事私办之不韪。

　　养老基金必须投资

　　“现在不足2%的投资收益率，实在是太低了。考虑到基金贬值的紧迫性，投资制度必须改革，养老基金必须得投资。”郑秉文的立场鲜明，“如果不对现行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即使再过10年，上述令人尴尬的窘况将依然存在。到2020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滚存将在10万亿元以上，这笔巨大的财富，应该想办法保值增值。”

　　他的设想是：从现在开始应迅速启动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程序，可先易后难，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临时阶段，在1至2年内为满足养老基金保值的需要，对基金全额发行特种定向国债，全部取消银行商业存款，以保证较高利息收入和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鉴于通胀预期大约为4%，特种定向社保国债利率可暂定为4%至5%左右。

　　第二步为过渡阶段，直指各地两千多个统筹单位的“碎片化”状态，改革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可试行记账式养老保险大账户模式，即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这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账户，方便国家将养老基金集中起来变为一个“资金池”，为集中投资管理创造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通过该机构进行集中投资也就是实行一揽子投资，施行多元化投资策略，以期达到投资体制的市场化与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提高整体收益率。国家可以把最好的项目分配给这些养老基金，比如机场高速类似的项目。至于回报，国家可以承诺一个固定的、较高的利率。

　　第三步为深化改革阶段。既然养老制度在实质上正在改弦更张，那么就应进一步对这个制度进行全面反省。在制度层面上彻底解决收益率低的问题，养老金贬值的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每位老人面对夕阳红或许都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怎样，他们仍在消费。养老钱，国家究竟怎么管好这笔养老钱，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