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村庄共同体对几乎每一个农民在道德伦理和行为逻辑上的规范能力。在一个“脸对脸”的熟人社会里，孝顺父母才是合乎人情的行为，否则，就是不尽人情，就会被贴上异类的标签，从而被社区边缘化。村民会用诸如现丑、流言蜚语、咀咒等舆论方式来制裁和边缘化不孝顺的村民。但在农民流动性加剧的状态下，“村将不村”，村庄内部不再是一个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经济共同体，大部分村庄近乎于“空巢村”，已经逐步丧失其规范能力。原来那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逻辑发生变化，传统的养老机制出现危机。

　　(三)社会养老方式的错位性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始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推广、快速发展阶段，后来逐步放缓，到现在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维持现状的阶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旨在解决未来农村老年人，而无法解决当下农村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过度依赖个人筹资，对集体和国家的责任界定不清，农民缺乏积极性；经济拮据的实际困难与“养儿防老”的村落文化形成了把老人排挤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的两道屏障。

　　国务院从2009年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的本意上可以说是利国利民，但在制度试点推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制度制定者与实施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是全国仍然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障立法。地方政府在新农保的参保对象、参保范围、各级政府的责任、财政拨款的比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设置、基金的筹集和管理、养老金的发放等政策方面找不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只好各自为政，从而缺乏政策衔接性与连续性。

　　二是新农保的筹资机制存在很大的政策风险。在资金筹集上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原则。实际上，很多地方的集体经济名存实亡，提供集体补助只能是一句空话。多数地方财政并不富裕，不仅要应付新农合的补贴，而且还要应对新农保的支出。现在我国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有一亿人，如果按新农保政策算，每年每人需660元，一亿人一年就是660亿元。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与保障面的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将是几千个亿，甚至更多。如何保证地方财力对新农合和新农保的可持续支持，需要合理分担与落实中央与地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