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中国养老制需顶层设计 退休年龄须延迟
向日葵保险网
[导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部长尹蔚民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宏观上和微观上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东方早报：五大支柱的不平衡带来什么问题呢？
郑秉文：一是因为爱和恨都是对着国家来的，所以，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些矛盾甚至变得越来越集中。国家承担了很大的养老责任，钱也花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多，社保和财政的干部也非常辛苦，险种一年比一年多，覆盖面一年比一年大，工作量就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社会不满意的声音却同步增长，呼声一年比一年高。支柱失衡和制度多轨制就是这个结果。
二是，第四支柱压力大意味着家庭也承受着很大的养老责任，因为覆盖面还很狭小，养老收入还很单一，这样，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内需发挥的作用就有限，因为大家都不太敢消费，养老预期不明朗、不乐观。因此，要拉动内需，要让大家敢消费，就必须提高其他几个支柱的替代率，大力发挥其他支柱的作用。
也就是说，第四支柱的压力过大将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支柱的压力太大则反倒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就是支柱失衡和公平失衡（多轨制）的后果。
东方早报：国际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郑秉文：欧债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其他支柱都是空的，只靠第一支柱养老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财务风险。希腊就是这样，市场因素一点也不发挥作用，企业年金的情况跟中国差不多。
另外，有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它的第一支柱替代率仅为40%，国家的压力不是很大，个人缴费的压力也不是很大，仅为6.2%，而中国则是28%，这自然也不利于工人的当期消费，不利于拉动内需。此外，美国对老年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力度较大，瞄准度也很高，因此，弱势群体对国家的拥护程度非常高，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值得学习的。所以老年弱势群体一直是这个国家执政的阶级基础。
第二支柱的替代率在美国也是40%，与第一支柱几乎完全相等，第一和第二支柱合起来高达80%。靠这两个支柱，美国人退休前收入如果是1万元的，退休后收入能有8000元。而现在中国平均的替代率水平为50%左右，和美国两个支柱替代率的合计相比几乎少了将近一半。替代率上不来，内需就上不来，人们的退休生活不体面。第三支柱，美国的商业养老保险很发达，品种多，价格公道，适合各种各样的消费群体，保险深度和密度都是中国的好几倍。美国的第四支柱也是非常轻松的。美国的家庭存款平均只有1000美元，但大部分资产是以商业养老产品和其他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的。
重提养老市场化改革
东方早报：中国养老保障制度顶层设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考察？
郑秉文：刚才说的是从支柱的分析角度。第二个分析方法就是从国家和市场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了，这也是考虑中国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维度，目前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知道，在养老方面，从国家和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市场的作用越来越被忽视，越来越小，越来越受到排除和歧视。你看看网上，10个人里有9个都在谈国家的责任，有谁看到市场的作用了？根本就没人提，网上是万炮齐轰国家，却对市场视而不见。在这样的导向下，国家的养老作用和责任，父爱主义的神圣越来越被强化，甚至有一种回归大锅饭的感觉，不讲改革开放了，不讲市场作用了，在好多方面是走了回头路。
在养老问题上，市场是要发挥作用的，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替代率是占一半的，刚才说的美国就是这样。尽管在部分发达国家，市场的替代率也比较小，比如北欧，但它们也从1994年、1995年开始改革一二十年了，方向就是引入和扩大发挥市场的作用，缩小国家的作用。
所谓养老的市场因素和市场作用，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年金受到严重忽视，就是说，第二支柱被放到了一个花瓶的地位，看上去好看，但实际上广大百姓根本没有享受到它的实惠，因为上层不重视，政策不完善，只有大型国企能建得起，形成新的不公平，受到社会的诟病。
中国应该扩大市场的作用，重提市场改革，否则的话，我们要走回头路，这是国家社保模式和福利模式的选择问题。在顶层设计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严重失衡，可悲的是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这些失衡的恶果！面对全社会的批评和质疑，还亦步亦趋，继续沿着第一支柱大包大揽的老路，精力越来越放到国家上，市场越来越受到忽视，在观念上和思维上根本没有意识到养老责任的多元化结构问题，结果，国家就成为万能国家，父爱主义至高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