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启新就略显悲观。“我觉得养老金的问题将来会非常严重。到2030年，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到那时全部进入70岁。一般说来，70岁以后，疾病风险和护理需求都开始增加。将来的基本养老金可能就是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开支，要购买服务就非常难了。”

　　缘由

　　制度设计未考虑老龄化

　　事实上，对于“未来老人购买服务难”，业界已经有所共识。这次人大常委会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是试图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完善，特别是大家关注的老人长期护理制度。

　　“为国企减压”埋下社保隐患

　　在专家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一开始就为今天的困境埋下了隐患。

　　张启新告诉记者：“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背景不同，国外就是直接面对老龄化问题，但当时我国老龄化问题并不严重，大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张启新表示，当时主要的改革背景是国企改革，为国企减压。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社会保障来讲，这个口号反映的价值理念是不对的，社会保障要讲效率，但要以公平为先。“为了帮国企减负，我们把本应是企业或政府负担的部分养老金让社会保障来承担了。”

　　人口老龄化并非一夜出现

　　封进也向记者指出，我国目前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以当期年轻人的缴费支付当期退休人的养老金，由于在建立初期有一些人没有缴过保费或者只缴了很少的保费就开始享受养老待遇，相当于是享受了免费午餐，所以这个制度早期加入的人，其收益率很高，随着老年人占比增加，越到后面，新加入的年轻人在这个制度中的获益就越少，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前面的人埋单。

　　张启新表示，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以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夜爆出来的，但实际上养老金制度是需要非常长远的考虑，把握人口发展趋势的。国际上都是把少子化与老龄化结合考虑，当我们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应该提前想到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但我们的政策设计时，却并没有足够长远的考虑。

　　“我国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搞好收入分配。如果能够做到藏富于民，即使将来公共养老金财政支付出现困难，老百姓也能部分地自助。”张启新说。

　　应对

　　改变公共养老金独大局面

　　尽管延迟退休并不能与养老金缺口画上等号，但在一般公众看来，现在提出延迟退休的建议，逃脱不了缓解养老金缺口压力的嫌疑。

　　延迟退休已成国际趋势

　　封进认为，养老保险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措施就是改变制度参数，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2015年占15%，2030年占25%。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可减轻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适应老龄化的趋势。”

　　但封进指出，应该看到，老龄化社会的养老能力本质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年青一代赡养老年人的能力。

　　“当前存在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人们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工资收入低的人反对延长退休年龄，工资收入高的赞成。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由市场决定个人的职业和工资，则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就是一个尊重个体选择的公平的制度。因此，未来的改革还依赖于消除行业和职业进入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公平。”封进表示。

　　张启新认为，延迟退休是国际上的一种趋势。但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对养老金的内里机制不了解，不愿意推迟退休年龄。“并不是大家不愿意多工作，实际上很多人退休后会再找一份工作。”

　　张启新还表示，目前很多学者可能会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养老金制度的代际公平。一般情况下，退休早，拿的养老金就低，退休晚，养老金起点就高。但这几年，在职员工的工资没有增加，退休的人养老金却不断地上涨，“这实际上不是在鼓励提前退休吗？这就会导致恶性循环。所以说，延迟退休，还要营造有利于在职的人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引导他们增加工作年限，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晚一点拿养老金呢？”

　　现收现付制还是积累制？

　　封进表示，近年来，养老金争议不断，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制度转型带来的矛盾。有一种改革思路是将目前的现收现付制改成积累制，但这一改革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转型成本如何融资，二是如何提高个人账户的投资收益。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公共财政将面临更严重的负担。

　　“我个人觉得公共养老金保持现收现付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首先，现收现付制可以使退休后的养老金与年轻人的工资增长率挂钩，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可维持，因而养老保险的收益不至于过低。其次，我国当前的投资管理能力较弱，资本市场不完善，也使个人账户的风险较大。”封进表示，现收现付制养老金是与退休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可以很好地抵御通胀。总之，只要经济不断增长，养老金就比较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