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存在缺口本身并不存在争议，争议的问题是缺口有多大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弥补。有的人提出要提高养老金缴费比率；有的人提出养老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才是当务之急；有的人提出了最有争议的延迟退休年龄；其实还有的可能在琢磨降低替代率，也就是压缩给付水平，降低参保待遇。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这些解决方法，有些方法效果也许显著但民意反映强烈，例如延迟退休年龄与降低替代率；有些则对解决养老金缺口意义不大，例如前面两项。

　　从实体经济角度看，养老金缺口并不反映所谓的“寅吃卯粮”；反之，养老金的盈余也并不反映未来可以“卯吃寅粮”。这是因为实体意义上的养老物品，如食品、衣物、医疗与护理服务其实并不能现在生产出来，然后长期储存到未来享用（也许葡萄酒和房屋是一个例外，但葡萄酒并非养老必需品，在未来总人口趋于稳定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房屋的交换价值也将降低）。基于实体经济角度考虑，无论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任何特定时点上，老年人口都是由该时点上的劳动人口提供实体意义上的养老物品与服务，履行社会赡养责任。因此，不能将养老金缺口归因于历史遗留因素与制度转轨因素。

　　如果未来某一时点出现了财务数字上的养老金缺口，实际上反映的是该时点上劳动人口对年老人口养老物品与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如果劳动人口愿意从社会财富总蛋糕中再多分配给老年人口一部分，比如提高养老金缴费比率、征收养老特别税的方式，也许所谓的养老金缺口会解决。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劳动人口自己也不堪重负（例如，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已经高达28%，企业与个人负担已经很重了），这说明了该时点上社会财富总蛋糕不够整个社会消费，我们可以进一步溯源分析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劳动人口占比降低，也就是老年系数过高。简单地说，老年系数（ODC）等于老年人口除以劳动人口。中国目前正处于老年系数居于高位，某些特殊情况使得中国的老年系数比西方某些发达国家还要高。因为计算老年系数公式中的劳动人口一般指15-64岁人口数，而中国来自人社部的信息显示，由于我国很多地方存在大量提前退休的情况，实际退休年龄平均53岁左右，从而极大减少了劳动人口的占比。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已经高达28%、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低于50%（也就是说，企业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还不到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的一半）的情况下，养老金依然空账运行，几近于现收现付制。我们同时还应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基于中国30多年的人口政策效应考虑，在未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也许成为必要，然而现在是否立即实施？我们能否先在维持60岁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将实际退休年龄由53岁提高至60岁？效果同样非常显著，同时还可以为未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提供缓冲过渡区，以免造成政府政策突变、失信于民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