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专家认为：解决养老金缺口，养老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才是当务之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短期看，某一年养老金获得了很高的收益率的确能够缓解养老金面临的缺口压力，也许我们可以多拿一些钱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就如同我们个人理财一样，今年很高的投资收益率的确能够提高明年的消费水平。

　　但是长期来看，养老金投资收益率的高低与养老金缺口并不相关。我们可以观察美国的例子。有两位伟大的投资家的个人生涯代表了美国长期熊市与长期牛市，这两个人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他的门生沃伦·巴菲特。

　　长期来看，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和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是基本一致的。在格雷厄姆时代，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很低，但是格雷厄姆这一代人退休后（按照64岁退休年龄，格雷厄姆可以在1960年退休），美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养老金缺口；而在巴菲特时代，整个美国资本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益率，可是等到巴菲特达到退休年龄之时（按照64岁退休年龄，巴菲特可以在1994年退休），美国却开始出现养老金支付压力，至2010年养老金缺口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常识：所有老人都是由同时代的劳动人口来赡养。也就是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所有养老制度都是现收现付制，由基金积累制衍生出的“自我养老”自豪感只是一种金融幻象。

　　尽管格雷厄姆们遭遇长期熊市，美国战后的“婴儿潮”却为美国格雷厄姆们的退养时期提供了大量的年轻劳动人口；在这段时期，也是美国对全球年轻人口具有吸引力的时期，亚洲、拉美，甚至非洲的年轻劳动人口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而以后美国开始步入生育率下降时期，不再能够为巴菲特们的退养时期提供充分的劳动人口，尽管巴菲特们获得了高收益率，美国的养老金运转也开始捉襟见肘了。如果不是美国依然对全球年轻劳动人口具有吸引力的话，美国养老金也许有崩盘的可能。如果我们中国的下一代劳动人口并无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劳动力生产效率也趋于放缓话，即便是我们社会中所有种类的养老基金都获得超过巴菲特的收益率，又有什么用呢？它只能导致未来社会的通货膨胀现象，并不能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