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我们从北京、长春和濮阳各选取一个普通的城市之家作为观察样本，探讨不同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期许。他们有的受惠于体制，有的被体制所遗弃，虽然故事平淡，但却真实地展现了个体命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产假上班了，刚刚做妈妈的北京姑娘蔡璇，还有点儿舍不得5个月大的宝宝。她在一家外企上班，公司属于世界500强，福利不错，休产假也能拿到全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养老问题也开始引起她的关注。

　　这是个典型的“421”结构的家庭。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红都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虽然仍然在一线做生产工人，但单位性质却从以前的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2005年，蔡妈妈满50周岁，正式退休。那一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需要从工资中缴纳养老保险。“以前的养老保险都是单位给交，所以当时很多人有意见。”可是，现在回头看，蔡妈妈又算赶上了政策的好时候。也就是从她退休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到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却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1600元，被企业标准远远抛在后面，直到前两年他们不断去市政府反映，才涨了一些。

　　相比蔡妈妈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不断轮转，蔡爸爸要稳定得多。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实际上，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流行政府部门办企业创收，业务量不大，最初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元。蔡爸爸告诉我们，到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就办理退休，因为工龄已经满30年。最后，蔡爸爸选择了后者，退休金800元，与上班时的1000元工资相差不大。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在连年上调，到现在他每月能拿到4000元，“比企业单位更有保障”。

　　领退休金的家庭成员还有蔡璇的公公。他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能有3000元。可是，不幸的是，2004年，她婆婆查出患有鼻咽癌。蔡婆婆以前在朝阳印刷厂上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自从患病，两口子的退休金就变得杯水车薪，虽然她有医保，但对于这种大病来说，很多治疗项目仍属于自费。直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为了给妻子治病，蔡公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医保，是观察养老金制度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医疗费用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消费支出。

　　如果算上蔡璇的姥姥，这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蔡姥姥今年已经86岁，她是上世纪50年代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一员，在国棉一厂做纺织工人一直到退休。在那一辈人心中，只要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基本就意味着一生无忧。“看病不花钱，单位包揽一切，连洗澡都不花钱，终生有保障。”蔡妈妈对那个年代记忆格外深，她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就是挤在一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