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因为退休金就是这个工人之家的经济支柱。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8米多的大个子还没驼背，说话声如洪钟。1996年退休的时候，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机车厂的主打产品蒸汽机车开始淘汰，工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只需要看看马大爷家的成员结构就知道了。马大爷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媳妇都在机车厂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机车厂的生产车间，小儿媳在客车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代六位家庭成员，全部都是工人，而且已经各自成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家还都有了小孩。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他一下子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1998到2010年，整整13年时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最高的一个月领了520元。”大儿子马二对这个数字记得很清楚，“有时候冬天发300多块，连取暖费都交不起。”对于取暖时间长达7个月的长春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马大爷于是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承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后盾。大女儿马丽从小就持家，她告诉我们，那10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下了班，都要赶紧去买菜，然后去父母家做饭，等着弟弟们一家来吃饭。“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这当孩子的很孝顺啊，每天都去看望爸妈，想想心里也不好受。”现在说起来，马二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和追捧的职业。他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因为脑子聪明又肯吃苦，很快提拔成干部。“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文革”期间，马大爷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是干了6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工厂。“当时的警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还是觉得回工厂有前途。”但命运弄人，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反而能按照教师标准拿4000多元退休金；也有学校里表现好的校长，调到工厂里当中层干部，现在只能按照企业标准拿不到2000元退休金。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三个孩子长大后也都进工厂。“从小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不当工人的话，也没想过要干别的。”马丽16岁职业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了十几年的电焊工。“现在后悔当了工人，可当年是顺理成章啊。”马二趁着午休的时间匆匆赶来与我们见面，工作服上沾满了油渍，他所在的运输部门专门负责厂区内部的材料运输，现在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多个人中46岁的他都算年轻的。可是，总共只有两部小货车，要走出工厂去社会上与运输公司搞竞争，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都没有竞争力。他坦言现在就是盼着早一天退休。“退休金和现在的工资差不多，在工厂里待久了，外面的市场经济什么样都不了解，也没什么技术，只能一路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