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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老人面临政策门槛 养老院难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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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目前,本市有近400家养老机构,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几乎各占一半。无论是公办还是民营,在老年人入住时,都需要与养老机构签订一份入住协议,其中有条款明确规定,老年人需要有担保人签字才可以入住。
  20年前,孙维组建了自己的家庭,1983年,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然而,不幸却在1992年突然降临,年仅9岁的女儿开始无端地抽搐,在辗转多个医院治疗无果后,1995年女儿离开了人世。当时孙维已38岁,女儿离世的伤痛还没有抚平,丈夫因无法承受丧女之痛而执意与孙维离婚。

  年近不惑,接连面对丧女离异双重打击的孙维回到了父母的家里居住,从此,她再没有组建新的家庭。如今,孙维的老父亲已80岁,母亲也已76岁,身体行动都已很不方便,孙维每月可领的退休工资只有区区千余元,除照顾父母和自己日常花销外,所剩无几。令孙维感到无望的是,父母走后,她将居住在哪里?自己之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居住情况都很困难。孙维说,“现在一个普通养老院一个月都要两千多元,我又从哪儿来这些钱?”

  与孙维同样感到经济压力的还有章昕夫妇,2002年,他们的独子因病离世,在与病痛抗争的3年中,夫妇俩为了给儿子治病共欠外债70万元,如今章昕已59岁,老伴儿已65岁,目前,他们还在还债中,“平日的开销都要计算着花,又哪里有多余的钱去住养老院?”章昕说,自己和老伴将来怎么养老,他们现在想都不敢想。

  精神折磨无处养老

  “对于一个白天都要挂着窗帘的家庭来说,入住养老院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女儿已经离开人世15年了,郑兰和老伴儿还是无法从伤痛的阴影中走出来。1997年,女儿因病去世,从此,郑兰的家庭就开始了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即便在白天,郑兰的家里都要拉着窗帘。“因为我们特别怕看到小孩,无论多大年纪的小孩,都会让我立即想到我的女儿。”

  独生女儿去世那一年,郑兰40岁,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年纪,再加上丧女之痛,让郑兰无心也无力去再次生养一个亲生孩子。现在的郑兰和老伴儿可谓是相依为命,他们拒绝和一切亲友联系,退休后的生活也大多都待在家里,只是有时会去家里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锻炼身体。郑兰说,对于她和老伴儿来说,身体健康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们都生病了,将面临无人照顾的窘境。

  按照郑兰家庭的经济实力,一套二环内的房子再加夫妇俩的退休金,他们入住一所不错的养老院还是可以承受的,但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养老院的氛围。“其他老人每个周末都有儿女来看望,或是接回家享受儿孙之乐,我们感情上又如何去接受,每次都这样看着,我们就感觉到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戳在我们的最痛处,这样的情形,我们接受不了。”郑兰说,她现在加入了一个专门由失独者组成的圈子,“大家在这里可以互相慰藉、互相取暖,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摘下敏感和脆弱的伪装,尽情地释放自己。”郑兰希望,可以有一个专为失独者提供的养老场所,让失独者可以在这里度过晚年。

  68岁的吴卫东目前还承担着很多社区内的工作,他是社区志愿者,义务给社区学生做课外辅导,同时,只要有时间他还会帮助社区居委会做一些联系居民、发放资料等事务性的工作。之所以把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很满,是因为吴卫东害怕独处,“只要一个人静下来,就会想起他”,说到这里,吴卫东已是眼中噙满泪水。

  吴卫东196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之后被分配到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当老师,一待就是14年,在那段时间,他结婚生子,谁承想五年前的一场大病,要了儿子的命。”

  63岁花甲之年却遭遇丧子之痛,让吴卫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和妻子离异,吴卫东一直和儿子生活在一起,爷俩相依为命,“没有了儿子,我这后半生将如何度过?”

  由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吴卫东有着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退休金,他曾想在家养老,但是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在身体不便的情况下恐怕不太现实。对于入住养老院后的生活,吴卫东说,自己之前在学校很多年都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在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轮到自己了,我也让自己尽量想开,毕竟我还活着,还得活下去。”于是,在儿子走后,他开始走访一些养老院,希望给自己晚年寻求一个安身之所。

  谁知在与一些养老院的沟通过程中,吴卫东备受打击。“养老院入住必须需要子女做担保人,我没有孩子,谁来给我担保?”吴卫东说,失去了独子,已让自己精神上经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鼓足勇气让自己继续生活下去,却又因政策门槛,无法与其他老人一样享受养老机构的服务,他现在有些无望与迷惘,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晚年该如何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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