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了解，在部分地区，由于最近几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不佳，地方政府跟部分企业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只要企业保证就业，政府对其人为降低社保缴费基数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些企业，通过设立多个工资卡应付检查等方式瞒报工资的做法已成公开的秘密。这导致相关职工的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远远低于制度设计水平。
按照中国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养老金的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为58%。但由于养老金的缴费基数较低等原因，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远远达不到制度设计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降低社保费率，而期待中的国企分红等因素无法弥补基金不足，结果可想而知。
与降低相比，提高社保费率更加不现实。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38个国家的统计，中国的费率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以北京为例，企业为员工缴纳五项社保的总数已经达到员工前一年平均工资的32.3%。
正因为考虑到企业的负担，人社部今年曾表态，为解决小微企业发展的困难，考虑在缴费基数上可以做出一些调整，使他们在选择上更具弹性。
中国的社保制度走到这样一个路口，需要的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而是更大的决心，更有魄力的决断。以社保基金缺口来说，多位专家提过利用国企分红弥补基金不足的建议，但至今还是只闻专家语，不见事落实。若没有这样的魄力，只在费率上做文章，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养老等保障问题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中国将继续成为心头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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