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三类养老保险的准入门槛高低不同。目前城保的缴费负担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不可谓不高，如果只从考虑城市的人口承受能力，要求不能满足城保最低缴费年限的农民工转回新农保，并且只转个人账户不转统筹基金或转少部分统筹基金，那就意味着让农民工承担了城保退休人员的养老责任，并为城镇社保基金积累做出贡献，而其本应享受的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保险权益将遭受严重损失。这无疑会使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初衷背道而驰。反之，如果放低城保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工将新农保全部权益转入城保并享受长期待遇，这在未来对城保制度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笔者还注意到，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是1998年才统一的，在1998年之前参加工作的人，此前没有缴费，但他们的权益也应得到承认，形成了“视同缴费”。一旦转移，按照现行规定，只转个人账户部分，转入地要承担其将来的养老责任。
更难的是农民工养老保险如何管理的问题。农民工群体数量巨大、流动性极强，依最终落脚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就业为目的的城乡之间双向往返流动，以农村为最终归宿；二是在多次变换就业地点后最终留在城市，不再返回原籍。由此自然就产生了城保与新农保制度的衔接问题，而因为制度设计并无"接口"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去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84亿；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认为，到2011年底，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4140万。而无法打通新农保、城居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转换通道，是很难提升中青年农民工参保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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