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制度改革是惟一出路针对2012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出现的争论，复旦大学教授郑秉文认为，首先，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困难之一在于受到许多网络声音的牵制；其次，中国养老金的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第三，在网络时代，政府需要防止民粹主义，让制度改革成为可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改革是惟一出路，改革方向是需要设计的。

　　在养老金的投资方面，郑秉文指出，在养老基金规模高速增长、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双高”环境下，中国的养老金投资应逐渐展开一系列投资体制改革，允许更多元的投资。不过，在养老金投资的安全性上，郑秉文表示要注意三点：一、进行投资限制；二、用余额进行投资；三、可以进行绿色投资、股权投资、向新兴市场投资。

　　此外，对于马骏与曹远征等经济学家测算得出的18.4万亿养老金债务缺口，郑秉文认为是正确的。首先，中国有许多省份当期已经收不抵支；其次，中国的统筹基金还存在许多隐形债务；第三，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具有保输不保赢的性质。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很可能是无法做实的。

　　复旦大学教授方汉明则指出，当前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都面临很大问题，其一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依赖率为30%，中国此时已达到38%，这将导致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无法维持。其次是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制度会扭曲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医疗保险一方面让大家规避医疗支出风险，另一方面导致大家过渡消费医疗服务。

　　在退休年龄的话题上，郑秉文主张应该提高退休年龄，“一个国家的进步，应当仰赖于他的劳动创造财富。任何一种制度对于劳动力的供给都有扭曲，中国应当选择一种与国家的容忍程度相匹配的制度。”方汉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提高退休年龄是必然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减小制度的扭曲激励，通过提高积极性的方式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年限是十分重要的。

　　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认为，子女实际上是中国家庭最好的金融产品。在计划生育下，子女这一金融产品的投资被人为地限制了，这要求政府尽快改善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袁志刚分析，欧美国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其金融抑制程度越低，且FDI（对外直接投资）越高。这说明老龄化的国家需要更强大的金融市场，资本也更需要走向海外。然而，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不完善，大量的储蓄、外汇储备，在投资了美国债券之后，实际进入了一个借长贷短的陷阱，长期来说反而是债务人，这对于养老和金融之间的联系十分不利。此外，中国民营企业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并不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最强的企业实际都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仅有五席。如何靠这样的金融市场和企业为中国的未来养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此，袁志刚指出，金融业打破政府垄断，才能真正做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让这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