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难以提高统筹层级，是因为现有社保体制隶属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当时并未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保事业上的责任划分做出清晰界定，形成了“中央点菜，市长埋单”的体制，即中央定社保缴存和支付费率水平，地方政府自己负责收支平衡。如果提高统筹层级，则意味着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需要负责收支平衡，而这又牵涉到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权的调整，因此是个系统工程。
另一方面，因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权不清楚，进而导致中央对各地养老金补贴的标准多寡不一。
郑秉文介绍，2001年决定做实8%的个人账户时，最早从老工业基地辽宁省试点，8%中财政补贴5%，其中中央财政给3.75%，辽宁省拿出1.25%。2002-2003年黑龙江、吉林两省加入该试点后也适用此比例。但到后来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扩大到13个省份时，对上海市、广东省这样的“财政富庶”地，中央财政不再给钱，由地方财政全部承担。
此外在八次提高养老金水平的过程中，中央对各地的财政补贴幅度也不一样。
这样的现实，让很多省份反对提高统筹层次：因为中央统筹意味着省际互济，养老金有结余的省份要把自己账上的结余资金拿出来，去补贴贫穷的、养老负担重的省份。
被通胀吞蚀
将社保资金进行专业化市场运作的增值管理，在国际上是通行做法。但在中国，每当有人提议养老金进入股市，总会被公众质疑。
现行养老金管理体制的另一个麻烦在于，它使得养老金无法进行正常的保值增值，坐等通胀致其贬值，而不能给缩小缺口带来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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