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绥对于财政出资来进行事业单位养老改革持悲观态度。她认为，深圳经验能够执行的前提是财力支撑。在中国的很多地区，有限的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公务员和基础教育老师的工资已经很吃力了，很难再拿出额外的财力来进行养老保险改革。
公平之辩
追求公平是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首要目的，但按照当前像复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公平。
未来最大的不公平将是年金的差异，有没有年金将成为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的决定因素。现在中国的企业年金仍然是“富人俱乐部”，当前全国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只有2000万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
制度允许所有的参保企业为职工建立年金，并于去年底出台了年金的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但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高费率严重挤压了年金的空间。
杨燕绥说，企业年金发展最大的瓶颈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一般企业没有能力再为职工建立年金。公务员的职业年金可以由财政埋单，财政无法顾及的事业单位就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她预计大部分事业单位也没有能力建立年金。
“何为养老金的公平”同样让王文云困惑，她博士毕业在高校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0元，而她同学本科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工作，如今年薪已经50万。
“同学说我退休之后会比他拿的钱多，这样不公平，可是在职的时候，他比我有钱得多，我比他学历还高，只不过进了体制内就和他收入相差这么多，难道我就会觉得公平吗？”王文云说。
李珍认为，企业职工养老待遇较低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缴费时间过短，公共部门退休金要求最低工作年限是30年，而职工养老保险只要求15年。公共部门雇员的平均工作年限会在35年左右，而职工养老保险平均缴费年限已从制度之初的32.5年下降到2012年的29年左右，前者比后者多5~6年的贡献。
社会保险不是社会福利，它讲求权利和义务的对等。现在很多企业参保人待遇低，与缴费年限过短(很多中小企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只缴纳15年就停止了缴费)、缴费基数过低(只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60%)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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