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京市为例，其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约为1200元，企业支付的比例平均在9%，已属较高水平；而江苏省和南京市两级机关及事业单位收入更高于一般企业，并入医保后的缴费基数和单位支付的比例应该会超过南京市的平均水平。
按上述规定，为广大公费医疗人员建立起医保账户后，需要一次性投入的财政资金相当可观。不过，这实际上只是公共财政支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分布——短期内巨额投入的“阵痛”，将使公共财政一劳永逸地摆脱公费医疗支付这一沉重负担；另一方面，长期制度外循环的公费医疗资金被纳入医保之后，其较高的筹资水平更有利于充实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的统筹账户，加强其风险承受和基金支付能力。
医疗补助仍为超国民待遇
不过，为了实现从公费医疗到职工基本医保的平稳过渡，先行改革的地区普遍选择的路径是“基本医保+医疗补助”——为相关人员建立基本医保账户，以实现制度并轨；发放医疗补助则是确保其享有的医疗保障水平不降低，以降低改革阻力。
而医疗补助这一块，则存在标准怎么定的问题。
据本报记者了解，有关部门曾给出一个参考标准，即机关公务员医保缴费基数的4%。
“江苏是经济发达地区省份，肯定要高于平均水平。”江苏某省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省级机关的离退休人员多、就医费用高也是必须考虑的实情。
医疗补助的形式，各地有不同的安排，比如北京市就明确，以财政“二次报销”的方式补给原公费医疗人员。
不过医疗补助这一块，仍是公共财政体系的内部运作，在纳入财政预算之前，外界暂时无法监督。
而无论医疗补助的标准定在多少，都将为以往“无底洞”似的公费医疗投入划定上限。北京市平谷区此前的试点，也验证了这一效果。
据北京平谷区人保局披露，改革前财政对公费医疗的报销几乎没有上限，每年以20%的幅度递增，财政压力巨大。改革后，医保与工资挂钩，报销总额不再是未知数，财政在公费医疗方面的支出增幅降到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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