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社局负责人，几个医院的院长们也都到了。会前，大家面带微笑，点头致意。这时，医保处按照此前测算的数据，给每个医院参会者发放写有具体指标的书面表格。院长们则可以针对指标具体协商。
但是，当这一张张表格发放下来的时候，气氛有些微妙。院长们发现，总额预付和此前医院施行的医保后付制完全不同。以前是医院看完病，再由医保支付报销资金。而将来，则要提前预付资金，资金到底要多少，就极为关键。
院长们关注的焦点还是“钱”不够花。有的院长不紧不慢地说，这几年，诊疗费用本身就增加了、而且医院还要增加床位数，希望预付额度增幅要大一些。
但是桌子另一边的医保方则坚持，不能再增加额度。
协商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剑拔弩张的谈判架势，王兵回忆。但涉及到具体额度时，僵持不下却是常有的事儿。
在僵持中，对具体涨幅比例始终难以达成协议，协商也因此一再加时。记者了解到，这样的协商每年会召开3次左右，每次协商又会具体再开三四次会，算下来，一年中，至少也要开9次会，才能对当年的总额预付达成协议。
不过，最终往往以医保部门拍板确定额度结束。王兵说：“还是得医保部门说了算！”
“协商总额预付，并不是简单的分钱。”对此，上海市医保中心主任助理龚忆莼总结并强调，“更多的是在商量分钱的方法。”
专家认为，上海正是通过政府与院长们的“协商机制”，让院长们坐下来互交根底，以此化解了总额预付总量中的测算难题。
试点医院医保出现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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