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李玲教授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是医疗卫生机制的问题，在制度设计里，国家没有承担起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拿到体面工资的职责。有些医院尽管是公立的，但要自己挣钱，这是一种扭曲的状况。

　　王云说，这些年来，一直说要提高医生收入，要提高诊疗费，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但在她看来，并没什么改变。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为，“我感觉还没有落实到我们身上来，雷声大雨点小”。

　　在王云看来，“看病贵”所导致的问题是，患方将医方当成服务业，花了钱就要有结果。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

　　她说，只要没治好，患者和家属就不能理解，总觉得把人送到医院，交了钱，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责任。“这种想法有偏差，每个个体存在区别，一种常规治疗方法并不是对所有患者效果都好，有些常见疾病到某些病患身上就需要特别治疗，医疗本身有很多不可预测性，有些病在现在还没法治，手术中也有一些意外情况，有不可预知的风险。”

　　李和也认为，救人就会有两种后果，一种是救活了，一种是救死了。有些人可能想，花了那么多钱，最后人财两空，确实难以接受。

　　在“看病贵”的同时，“看病难”也有许多鲜活案例。2009年，北京19家三级医院院长扮成普通患者亲身体验就诊过程，结果，最短的耗时3小时，最长的花了7个小时，但真正看病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看病难”凸显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状，大医院集中了太多的患者，而一些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患者蜂拥至大医院，经常导致大医院超负荷运行。王云说，一个门诊医生一上午就要看七八十个号，说多了，喉咙都会说哑，到最后话都不想说了，甚至连厕所都不敢上，服务态度怎么能好得起来？而患者等上几个小时，几分钟几句话就打发了，心里当然不会舒服。

　　王云说，她碰到的病患，几乎一半都可以在二级医院或社区医院治疗，不一定非要到三甲医院，但老百姓不信任，觉得那些地方水平不高，可能也有患者在小医院吃过亏，不愿去。“我也有同学在社区医院，他们病人少，病历少，收入也少，经验水平就上不去，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患者更不愿去了。”

　　余晖也提到，基层医院硬件确实有很大改观，但这几年医疗机构综合改革不但没有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反而降低了。统计数据发现，乡镇卫生院和医院门诊量这几年呈下降趋势，原因一个是基本药物制度造成用药品种变少，送货慢，乡镇医院原来可以提供的二级诊疗服务也停止了，第二个还是激励机制，很多地方搞收支两条线，实际收入下降。

　　如何重建和谐医患关系

　　要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对于医院进驻警务人员的做法，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认为，警察进驻医院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医患纠纷需要疏而非堵。

　　陈晓兰表示：卫生部和公安部的规定是二甲医院及以上设警务处，那一甲医院和基层医院就不顾了？这种方法是治标不治本，不可取。”

　　余晖也认为，警察入驻解决不了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

　　对于缓解医患矛盾，余晖认为，要给医生开高薪以解决医生趋利问题，这不现实，财政是撑不住的。可行的路径是先进一步提高国家对医疗保险、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的投入，然后要求医保经办机构跟医院谈判，开展更多医保付费机制的改革，通过医保打包付费的方式约束医院行为，从而通过医院管理好医生。

　　余晖同时认为，公立医院要加快改革，真正实现“管办分开”，把医院独立出来，卫生部门需要做的是预防医患纠纷和管理行业事务，如加强对医生监管，保证医疗服务的安全和质量。

　　刘晔则认为，医生要靠技术而不是靠多开药、多做检查吃饭，应提高医疗技术的价值，如挂号费手术费要合理提高价格，“医生的服务价格国家不能干预太多，要由市场决定。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医生不是自由执业者，需要依附于医院，尤其是国有医院，医生对医疗技术无定价权。医生不能自由执业，这与医生的本质不符，也极大限制了医生的执业能力。如果医生得到解放，医生的能力可以得到释放，看病难也能大大缓解。”

　　余晖也认为，如果让医生能更自由地流动，服务价格更加市场化，医生拿回扣等现象就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