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晋江市新农合管理中心主任吴伟阳说，2006年晋江在引入商业保险服务之前，自己测算出的大病险封顶线是1.5万元，而保险公司算出的结果是6万元。“术业有专攻，不服不行！”他说。

　　数据显示，至2012年底，全国已有129个市县在居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引入了商业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依地方财政补贴保费力度不同，各地“大病险”封顶线8万—40万元不等，报销比例60%—90%不等，部分地区对孤寡伤残特殊群体的费用结报率已达100%。“政商合办”的服务水平和保障水平，普遍高于“政府自办”。

　　降低成本倒逼改革

　　政府管理更高效

　　“买服务”实现的多赢格局，超出许多地方政府的预期。

　　首先，这种模式降低了行政成本，减轻了财政负担。政府自己办医保，人员、场所、数据开发等，所需投入不是小数目。而保险公司无论软硬件都有现成的“底子”，所增只是边际成本。广东湛江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算过一笔账：从保险公司“买”，年均几百万元；社保部门自己做，至少1000万元以上。

　　其次是提升了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可持续性。试点地区的公司、医院、医保局大多实施数据共享。此外，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保险专员”从患者入院起就跟踪用药诊疗情况。“实时监控”和“现场管理”，有效地控制了挂床骗保、过度医疗等行为，减少了医保基金的“跑冒滴漏”。

　　还对公立医院改革产生了“倒逼”推力。在“江阴模式”中，政府充分开掘保险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不仅授权公司监控医院的药物采购，还鼓励保险公司根据病人数、发病率等历史数据，在住院总量、医保基金费用总量上，对医院分级别下指标，医保部门同时配套奖惩细则，鼓励“大医院治大病”、“基层医院收治普通患者”。该做法一举四得：控制了医保工作费用成本，更多的结余基金被用于提高居民报销额度，遏制了以药养医，促进了乡镇医院专科诊室发展。

　　商业机构搭平台，还推动了基本医疗保障城乡统筹。得益于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络优势，“晋江模式”不仅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本地居民“城乡一体、均等享受”，还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享受同等待遇。

　　“政府向市场‘买服务’不是撂挑子，而是为实现更高层次的管理：把各部门从日常性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更专注于宏观层面政策的制定、规划指导、监督管理工作。”南开大学保险系主任江生忠说。

　　引入商业服务的试点地区，其基本医保服务制度普遍采取了“三角架构”——征、管、监分离：社保、卫生部门负责制定政策与监督检查，财政部门负责基金征缴、建账，保险公司负责“站柜面”结报费用。互为支撑、互相监督的社会管理模式下，政府敢于放权到位，市场乐于服务到位，政策能够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