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确系“如果按照实际工资缴纳，公司和个人的负担会很大”，目前公司需要为员工支付工资的40%左右作为企业缴纳的社保部分，还经常不为员工所知。对于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的企业，由于各地的社平工资正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上涨，社保基数每年调整后，他们要承担的社保费用也正在飞速增长。
以重庆为例，2015年以前，最低缴费基数仅是当地社平的40%，转眼增至60%，使得社保负担陡增一半，网络上不乏企业和员工的抱怨。对此，有学者质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需要人大立法来决定，社保负担不比税轻，其调整却显得“随性”得多。
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信奉的是“法不责众”。他们的说法是“《社会保险法》仅仅强制规定了企业的缴费义务，但对缴多缴少却无规定”，缴费基数在法律中也没有被提及。
对地方而言，对企业严厉地进行社保征缴，在查账上需要付出很大的人力和时间，更深层次的考虑是，或明或暗地降低一些社保和税费上的负担，有利于吸引企业前来本地发展，从而拉高本地的消费和经济，深圳养老金的企业缴费比例仅仅是14%，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或许也能理解企业的压力，保住企业的成长，也能提高本地的就业率。
但这一前提是地方的社保结余比较富足，尤其是养老金和医保。目前社保的全国统筹尚未实现，养老金还以县市统筹为主，虽然会有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地方还是需要为自身基金的收支平衡想办法，东北等因人口流出导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地区必须尽全力征缴，并且尽量扩面，将更多人纳入社保池子当中。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受到牵制，与深圳等活力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统筹层次低带来的后果。
以上分别是从企业和政府角度的分析。对于一些偏好多拿现金工资的个人，或许会有与企业一起少缴社保的动机。但在实际中，由于社保政策的复杂性，更多人并不关心和清楚企业究竟是如何为自己缴纳社保的。
社会保险或多或少地都有多缴多得的特点，少缴社保带来的后果是个人权益的降低。无论是养老和医保的个人账户，还是生育保险的津贴，都与缴费高低显著挂钩，需要员工重视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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