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三高一低”即赔付率高、费率高、运营成本高、保障水平低。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渔业养殖保险的赔付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就费率而言，目前各地各渔业养殖产品形态的一般费率维持在5%上下的偏高状态，渔民此项承受压力较大，如果剥离财政的支持力量，则会极大地削弱渔民的参保意愿。另外，渔业养殖保险的空间跨度大、时间跨度长、产品多样化，并且定损技术性难度很大，一系列因素导致其运营成本畸高。受上述几个因素影响，使得我国渔业养殖保险的风险准备金相对不足，能够提供的风险保障非常有限，制约了渔业养殖保险的进一步发展，而根本问题在于投入不足。
为此，刘汉元委员专门强调，建议涵盖内陆淡水养殖、海洋渔业养殖两大系统，依托业已开展的渔业养殖保险试点产品，明确补贴对象和目标。参考已经开展多年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水平和渔业养殖保险试点的情况，建议国家级财政补贴标准不低于保费的30%，理想水平为30%～40%。同时，考虑到渔业养殖保险经营主体的多样性，建议补贴路径为保费直补。
他指出，在当前财力相对有限、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的现阶段，我国渔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应以恢复生产为首要目标。通过保险的赔偿机制，实现以保代补、以赔代贴，将普惠制的补贴转化为针对性更强的补偿制。这样既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又可提高各级地方的参与度，还有利于调动和发挥渔民及各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推进渔业养殖保险的健康发展，继而推进渔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最后，刘汉元委员指出，建议国家将渔业养殖保险纳入农业保险大灾风险体系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或者将大灾风险准备金打造成渔业养殖保险的超赔再保基金。这样渔业养殖保险将获得一个打通地区限制、产品限制和经营主体限制的重要通道，可以为渔业养殖保险，乃至整个农业保险体系构建一个更加完备的风险管控机制。在此基础上，合理运用政策手段特别是财政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金融、政府、协会、养殖民众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切实把渔业养殖保险工作做好。（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