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社会公众并非对保险没有需求。寿险公司设计、销售投资型产品，签发了许多保单，收取了许多保费，但满足的是社会对投资的需求，不是对保险的需求。就单个保险公司而言，是扩大了业务和资产规模，可能也获得了盈利。但就整个保险业而言，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其三，寿险产品兼具保障和投资功能，与储蓄、证券、基金等其他金融产品存在竞争关系。寿险产品的优势在于：第一，能够提供风险保障；第二，期限长，能够为投保人做长期的财务安排。为此，寿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售后管理等需要的精算、会计、投资和信息系统，技术含量较高。寿险投资型产品，不仅去保障化，而且期限一般较短，从长期看，在与其他金融产品的竞争中不能发挥优势。如果寿险公司长期主要销售投资型产品，会使寿险公司的精算、会计、资产负债管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含量越来越低。

　　3.如何通过监管使寿险回归保障？

　　我不主张采用简单、强硬的措施禁止寿险公司销售投资型产品，而是主张依法采用技术手段引导寿险公司更多地销售保障型产品。初步设想如下。

　　第一，逐步施行寿险保单保证利率的市场化。首先，可以允许传统产品的保证利率高于2.5％，因为传统产品是保障型产品，投保人除按约定领取保险金外，没有分红等其他利益，提高保证利率，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传统产品。其次，条件成熟时允许分红、万能产品的保证利率高于2.5％，使寿险公司不再依赖资金运用回报率超过2.5％就能盈利，从而更加注重从承担保险风险获得利润。

　　第二，为避免监管套利，制定可操作的划分保障型产品和投资型产品的标准。对于基本上没有保障功能、仅是投资工具的投资型产品，比照其他投资工具的监管规定，或者只能设定较低的保证利率（如储蓄、债券），或者不允许设保底利率（如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压缩误导的空间。

　　第三，从偿付能力监管的角度，对投资型产品提出资本要求。现在的偿付能力标准，主要针对保险风险对资本金提出要求，投资型产品的风险保额低，资本金要求相对较低。但投资型产品的风险主要是投资风险、利率风险、退保风险等风险，这些风险与经济周期、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紧密相连，应当针对这些风险，对投资型产品提出资本要求，使投资型产品更多耗用资本金，从而降低寿险公司对投资型产品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