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定位于社会政策

　　北京市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依据是市政府办公厅1995年下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京政办发〔1995〕107号），它是根据民政部1992年下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国务院办公厅199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制定的。这个制度主要是民政部门制定的，带有部门政策固有的缺陷。一是社会重视程度不够，大家会把它看作某个方面的政策，而不是社会政策，二是考虑难免不周，如基金的保值增值风险责任问题、城市化进程人口变迁问题。三是缺乏各种政策、制度的协调性。如对农民的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计划生育户补贴，对能不能与养老保险结合，需大局观才行。

　　农村社会保障是一项社会工程，是一项社会政策，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养老保险也不例外。因此，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步改革必须将视为社会政策，由市政府主抓，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充分吸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定位于继续改革

　　北京具备继续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可行性。

　　在研究北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不用搞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有养老作用；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养老应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为主。从理论上讲，它们是无法替代养老保险这一社会进步的养老方式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属于社会救助针对特定人群，完全由政府出资具有应急性质；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属于社会保险，面向每个劳动者，个人要交一定费用，是一种高级形式的社会保障。用低保代替养老保险，实际上就是不建立养老保险。土地虽然是农民的最后一道保障，但受土地制度、土地数量及土地收入的限制，不能过高估计其老年保障作用。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它以我国农村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随着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家庭功能弱化、人口流动加快种种挑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是发展公共财政不可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框架。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成为政府要介入的公共领域，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属于混和公共产品。

　　从实际上讲，关键要研究北京是否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可行性。北京市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人均财政收入是政府补贴支出的保障，农民较高的收入是社保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较低并且逐渐降低的农村人口比例，客观上不会增加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压力。北京人均GDP在2001年就已经突破3000美元，而全国平均水平到2003年才突破1000美元数据来源：《2003年统计年鉴》、《2004年统计年鉴》。2004年，北京财政收入达77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72元，农村人口仅占28。6%。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备率先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基础，因此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上应总结前一轮探索的经验教训，以创新精神继续改革，而不是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