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俩对他竖起大拇指，感谢约翰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好的居住、生活条件。当看到满脸绽放灿烂笑容的约翰陶醉在人们对他的赞美中时，我在想，爱瑞克森养老社区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救济场所，居住者需要缴纳不菲的入住费和月租费，但老人们对“约翰们”由衷的感激表明，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龄人口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如果做得好，养老产业无疑可以是一个惠需方、利供方的庞大产业。老人们快乐幸福了，不仅会使其疾病减少（爱瑞克森养老社区的数据表明，在此居住的老人平均住院天数、疾病发病率等许多指标均比没有住在养老社区的老人好得多），而且能够大大减轻子女的身心负担，由此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功能。正如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所说，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了整体的社会福利。

　　养老问题的商业对策中国的养老之路应当怎样走？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手段的提高，加上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富先老”的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养老问题都更加严峻，庞大的老龄人口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各种重要因素中的重中之重。中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0.8811亿，占总人口的6.96%，已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另据2010年2月19日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公布的资料，2009年，全国总人口数为13.3712亿。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80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1806万，占总人口的1.35%，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如此规模的老人群体，无疑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庞大需求。

　　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养老问题很不乐观。仅以上海为例，我看到一份材料说：在这个中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城市，有近50％的老人独居一处，有近80％的老人很少或不走亲访友。不是不愿之，实为无奈之。虽然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已经有了一些养老机构，但总体来看，它们在环境、设施、服务等方面离老人的要求都有较大距离，因此实施效果很不理想。而一些居家养老社区对老人服务的照顾和帮助则是在政府的倡导和政策引导下，由某些机构和组织来实施的，这种既非自发也非营利的“帮助与照顾”性质，很难让其有持续下去的财力和动力。

　　毋庸讳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我在北大有一次做有关养老问题的演讲时问学生，他们的爷爷奶奶有没有不是在自己的父母家养老的，然后请现场的一百多位学生举手，只有一、两个人举了手；我又问他们，有多少人愿意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老了以后，住到养老院去？举手的人仍然寥寥无几。21世纪北大的学生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的农民呢？而且，即便父母很开通，想要去养老院，子女都不一定同意。因为他们可能要承受压力，他们怕别人说“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