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引致的公共风险
社会保障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它化解了公共性消费风险，避免了公共性消费危机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新的公共风险。一般而言，有三个方面，即道德风险、过度保障风险和刚性风险。
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就是道德风险。
政府通过强制性手段实施的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但不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只要风险与利益存在不对称关系，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道德风险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当中。
过度保障风险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逐渐出现了社会保障危机，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庞大，入不敷出；另一方面，这些福利国家的企业负担愈益加重、成本提高、积累不足。社会保障支出过高，制度缺乏效率所导致的公共风险——经济增长放缓、经济脆弱性加大——已经有所扩散。因此，社会保障水平要量力而行。
国内、国际文献中关于社会保障水平问题的研究很多，例如，有学者(穆怀中，1998)根据老年人口、失业率等参数，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定模型，并依据此模型测定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上限为26.16%。要找到一个最优的社会保障水平也许难以做到，但关注一定时期社会保障的经济承受能力却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使社会保障水平保持在经济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前提条件。
社会保障水平具有刚性，只能调高不能调低，保障基线一旦上去，往回调往往引发巨大风险，这使得社会保障水平越来越高。如果起点过高，或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超出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一旦形成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态势，财政风险、社会压力、经济衰退等公共风险就会接踵而至。倘若维持不断增长的保障水平，就必须增加税收，对经济增长、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还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但如果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其政治风险更大，严重时可能会造成政府更替。
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了英国的经济，而此时已经经过几十年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成了英国的一个沉重包袱。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撒切尔和保守党政府试图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摆脱经济困境。从1979年开始，陆续削减了一系列福利开支，这样的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引起了工人的普遍反对，引发了罢工浪潮。撒切尔政府在负担沉重的社会保障制度面前举步维艰，该政府也在1990年的大选中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