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城乡老年人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确实非常大。从2009年开始推出“新农保”试点，在试点地区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人，现在能享受到每月55元的养老金，虽然金额不高，但是对农村老年人来说，仍是保障他们权利和尊严的一种体现。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温饱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他们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医疗保障卫生服务状况。从2004年开始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迄今为止对60岁以上老年人覆盖率接近100%。除了保险制度以外，农村在保障体系下还有一些救助，比如对贫困老人的生活救助和大病救助，也对社会保险系统形成补充，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们做的研究表明，从主观福利的角度，农村老年人对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水电、交通、老年活动场所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政府应继续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老龄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21世纪》：为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生育政策应如何调整？

　　郭平：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生育意愿也自然会倾向晚育、少生。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尽管没有严格生育政策的限制，也出现总和生育率超低的情况。从人口规划的角度来看，未来维持较低的生育水平、控制人口的规模还是必要的。但是，低生育水平并不意味着“一胎化”。

　　为适应老龄化时代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应大力提倡和推进“优生优育”。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才能保持人力资本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

　　杜鹏：我不太赞成把生育政策和养老问题联系在一起。老龄化的到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迁的必然趋势。生两个孩子不是为了将来仍然靠家庭或子女这样的传统方式解决老龄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解决养老问题。

　　《21世纪》：老龄化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口战略和经济战略如何相互协调，以应对“未富先老”？

　　郭平：老龄化对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出了很多新的需求。为满足老年人的产品、服务需求，有必要大力发展老龄产业。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老龄产业也叫“银发产业”，包括老年适用产品、护理照料服务、健康保健、生活环境和设施，也包括旅游、金融服务等等，是一个产品和服务非常细化的市场领域。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创新。根据推算，对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人的照料护理，将会产生两三百万人的就业机会。这就要求政府在人才培养、服务业转型创新等方面及早动手安排。

　　杜鹏：经济转型要顺应人口结构的变迁，同时可以在一些领域进行引导和干预，比如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化为我们带来了庞大的消费群体，如能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对服务和产品进行创新，老龄产业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像老年手机和“夕阳红旅游”，就是针对老年人量身定做的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就可以释放出来。

　　“未富先老”并不会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现。如果我国能够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的竞争力仍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