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受益于“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将不得不面对即将来临的老龄化“拐点”。

　　日前，波士顿咨询公司和瑞士再保险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未来五年中，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将逐渐放缓，并最终出现负增长。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预计将从2010年的12%翻一番至2030年的24%，达到3.4亿。老龄化发展态势将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但这一转变将为保险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即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与其寿命的增加。”瑞士再保险北京分公司业务发展部副总裁郏京伟告诉记者，在未来数十年中，中国的社保体系将应对大量离开劳动力队伍的退休人员，这些人员将需要长期的养老金支出和医疗保健服务。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目前的社保体系将难以为继，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口在晚年可能缺乏充足的养老金、医疗服务或家庭支持。

　　我国的强制性社会保险由两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是社会统筹，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运行并为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第二层是属于个人的“固定缴费”型账户。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国家养老保险制度长期饱受资金不足之苦，从而依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有研究机构通过使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向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的补贴金额进行估算，发现我国养老金赤字在过去五年中以约2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攀升，在2010年达到19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0.5%。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来自旧养老保险制度的大量无资金准备的负债以及低水平的职工缴费参合率。不仅如此，随着未来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金赤字问题将更加严峻。”郏京伟告诉记者，由于老年抚养比率将从2010年的18岁增至64岁以上，因而每位缴费人将不得不支持更多的养老金领取者，这也就意味着代际资助将大幅减少。此外，社保覆盖的退休人员数量增多、潜在投资回报率较低。这两个因素也将加剧养老金赤字问题。

　　5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5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又作了进一步明晰，宣布从今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工作，计划年底前完成。对于这一任务，专家认为，社保养老金体系将背负起巨大重担。此外，由于地方滚存的大量社会保障基金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投资渠道有限，社保基金目前的投资收益也相对较低。

　　商业养老保险潜力巨大

　　一直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并以政府的最低生活标准保障也就是俗称的“低保”、个人储蓄和家庭支持为补充。其中，作为第一支柱的强制性社会保险，目前正面临普及覆盖率、减少养老金赤字以及确保提供的福利能够赶上生活成本上涨步伐的艰巨任务。不仅如此，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城镇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从1997年的76%下降至2008年的47%，这也意味着退休人员无法依靠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来维持其生活水平。

　　“第一支柱的覆盖面不足，中产阶级及富裕消费者的崛起以及家庭支持网络的弱化，都会对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发展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据郏京伟介绍，第二支柱属于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主要包括企业年金和团体养老保险计划。企业年金计划是一种自愿的“固定缴费”型年金计划，我国自2004年5月开始启动，但进展一直很缓慢，覆盖率也很低。团体养老金保险计划的典型结构是将每个职工的个人退休储蓄计划以团体为单位统一管理，目前的总体规模小于企业年金计划。“由于缺乏适合的税收优惠计划，第二支柱在中国发展缓慢。”

　　第三支柱是指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自愿性个人养老金，这一支柱的典型产品涵盖寿险和养老保险乃至长期护理医疗保险。然而，我国保险市场对第三支柱的需求一直不温不火，而且消费者之所以会对此类保险产品感兴趣，主要是希望能获得比存款更高的回报率。据了解，继金盛保险在2011年6月推出首款变额年金产品后，近来一些寿险公司纷纷在国内推出了同类产品，并按照监管规定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

　　郏京伟告诉记者，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第二和第三支柱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截至2011年4月，这两大支柱管理的资产额合计为800亿到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总量的1.7%，与第一支柱个人账户的规模大体相当。这一数字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如荷兰的134%和瑞士的126%。当然，要开拓这一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市场，需要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ChrisKaye表示，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很有可能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而应大力发展自愿性雇主和个人养老保险制度来扩大商业保险的作用，从而缓解社保养老制度的不足。商业保险也应积极参与商业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保险公司应积极推动和支持改革，特别是可以促进自愿性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变革。此类改革可以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养老金的可转移性以及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其他投资者建设风险交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