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随机调查显示，老年人普遍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以房养老”模式，只有部分无子女老人对其表示认可。可见，在数千年“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下，“遗产”与“养老”问题让中国两代人之间存在着彼此心照不宣的特殊权利义务关系。在“以房养老”模式中，老人将房屋抵押给金融机构意味着将彻底破坏与子女之间的隐性契约，这或将导致老人晚年难以获得子女们的情感关怀。许多老人认为这样的结局是得不偿失的，进而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抵触情绪。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参与热情也不高。“以房养老”方式的运行周期较长、房屋抵押者的寿命长短难以精准预测，再加上房屋价值变化、利率波动、甚至城市规划等风险夹杂其中，商业金融机构往往认为该业务的费用成本偏高、无利可图。更进一步讲，“以房养老”业务涉及住房、养老、医疗、社保、保险等多个市场，各机构之间协调的效率，也非一家机构所能决定。

　　其实，所谓观念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倒金字塔形成为定局，这是所有家庭都必须面对的现实。真正的问题在于金融机构能否提供合适的产品服务，其中的关键就是既要满足养老需求又能部分照顾家人的感受。即便在西方，“以房养老”的保障模式也并非完全能够为公众所接受，只是靠金融产品模式的多样化才获得市场的逐渐认可。在加拿大，灵活的养老按揭形式就值得中国参考。该国在运作模式上注意把“倒按揭”与其他养老方式相结合，在盘活房产价值的同时灵活把控变现比重，总体提高老人的养老水平。如将大房换小房、价格高的房子换便宜的房子，卖了房子转租房子等。此外，根据贷款人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贷款方案，老年人可以用这笔倒按揭贷款给子女支付购房首付款，或者用于装修房屋等，由此而实现养老与维护家庭关系的平衡。

　　我国民间也隐现类似加拿大的“大房换小房”之举，这表明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增强退休老人的自我养老保障能力已势在必行。就此而言，民政部等主管部门不仅要积极肯定“以房养老”的工作方向，还应当联合其他部门未雨绸缪地做好前瞻性工作。诸如宣传培育多元化养老理念；通过征收“遗产税”等税种，鼓励年轻人崇尚独立自主的精神；设立专门的主管机构负责统合、监督各机构归口，切实提高新型养老制度的可靠性并润滑其运转；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大力引入竞争机制倒逼其积极提升专业技能，以适应新的金融产品需求。

　　总之，“以房养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养老保障制度良好的补充。我们在引入这一制度概念的同时，也应当参透其中的肌理。有关部门当从国情出发，有的放矢地做好制度性建设工作，为金融养老制度的正式运行夯实基础。唯有如此，“以房养老”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