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优质的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是除了基本生活外要有休闲生活，如旅游、保健、聚会、朋友等。170万与500万的差距不好说，只是品质不一样。

　　“国外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制度”

　　鲍东奇：当下的中国确实已经跑步进入了老龄化时代，但“银发中国”正好又处于转型时代。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转型期的中国也正面临着“青春期的烦恼”，这烦恼包括民生焦虑、信任焦虑等等“多重民生焦虑现象”。无可否认，“养老焦虑”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治疗中国“青春期”的“养老烦恼”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呢？又该怎么做呢？

　　孙红：需要社会舆论多宣讲为子的责任，老一代人要多点积累，不要给孩子过多消费。再者，国家应加大投入。

　　鲍东奇：在这场关乎全民生存质量的“养老困局”探讨中，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民众该如何化解压力上，这种说法是否比较片面？

　　孙红：养老困局的大部分需国家解决，像医疗保险一样，国家必须投入。同时，减少通货膨胀的增长，使老百姓手中的钱缩水慢点。再者，通过税收和慈善从富人手中取得一些资金帮助低收入人群。

　　鲍东奇：有人说，中国用短短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世界150年才能完成的老龄化进程，中国老龄化拥有了“未富先老”的典型特色。如此严峻的“中国特色养老形势”，也引发了民众的部分恐慌，有人甚至选择了移民。

　　孙红：在我看来，国人的出走折射出对未来的不确信。外国对低收入群的保障是相对比较好的，政府会承担低收入人群大部分的需求，我们应借鉴。对高收入人群应用税收和慈善调节。

　　鲍东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富阶层的移民风是否也表明国外的一些养老制度还是能够吸引他们的？在您看来，对待与处理养老这个问题上，国外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吗？

　　石述思：国外毕竟是成熟的法制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最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制度。完善的法律就是国家福利制度。虽说因为我们国家起步晚，底子薄，不一定要完全借鉴国外的高福利模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变成无福利国家，或者是低福利的国家。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拿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呢？60%用在了国家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上。我们借钱让美国人拥有了很好的福利和很好的教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钱让自己的国家也享受这样美好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