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花钱难”，在现实中，难在哪儿？通常来说，基金会工作人员少，完全靠基金会自己的能力使用好每一笔钱有困难。那么它有两个选择，一是将善款交给那些民间公益组织去落实，却发现目前这些机构数量少，能力弱；二是很多善款就交给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去花和落实，结果民间慈善捐款成了弥补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手段。目前，第二个选择成为多数公募基金会的选择。
是时候考虑大病的问题
不仅仅是民间在思考，体制内的官员们也开始反思。周惠明即是其中一位。出差之中，他特地从东莞赶回广州，以“个人身份”出席这场民间组织的大讨论。
关于医保制度缺失的话题，触痛的不仅仅只是普通市民的神经。负责着福利与慈善事业来的周，在亲人得大病时，心中也有无法承受之重。他自己讲述，岳父曾得了癌症，三个家庭去支撑他都很难。太太的几个姊妹都是拿工资的，在机关上班或者在企业打工，三个人去支撑一位病人都很困难。
去年周惠民自费带老人去泰国旅游。他特别关注到这个小国的社会福利，15年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不能不让人心生羡慕之情。
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其实就四个字“生老病死”，生跟老，病跟死，这是需要福利制度跟慈善制度去支撑的。特别是“病”，现在生的问题解决了，老跟病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死”。怎么样把“老”的问题，“病”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就幸福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温饱解决了，我们干吗还感觉到不幸福呢？就是我们的大病，我们的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说，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应该有能力，也是时候要考虑大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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