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北京后，有市民打电话问市长，上海有婴幼儿和中小学生住院互助金，北京为什么没有，市长遂把此事批给北京市红十字会处理。此事发生在2000年前后，时任北京市红十字会秘书长的于瑞苓如是回忆。
于瑞苓等人到上海取经后，打报告给市政府，认为北京可以复制上海做法。
当时，北京有多少婴幼儿和中小学生，这其中有多少可能会住院治疗，总共需要多少医疗费，这些关键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于瑞苓试图摸清楚，因情况复杂未能如愿。尽管如此，她认为在北京行得通，因为京沪人口结构、经济水平差不多。
与此同时，时任北京政协委员的孙力等人到上海调研互助金制度，并连续几年把调研报告作为提案交到政协会议上，呼吁北京尽快效仿上海。
“因为涉及教育、卫生等多个部门，比较复杂，做起来不容易。”于瑞苓说，向学生收费比较敏感，更何况这笔钱不是直接用于学习。后来，事情惊动了保险公司，保监会给北京市政府打报告，认为互助金涉及保险业，希望立刻停止筹备工作。
几经波折，北京市红十字会于2004年正式推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实施细则基本拷贝上海做法：每人每年交50元，如果住院，医疗费50%自负，另外50%按级距由互助金支付60%-90%，花费越多报销比例约高，一年最多报销8万元。于瑞苓说，与上海不同的是，互助金全部用于参保者报销，管理方不从中提取任何费用，人员薪水、办公经费均由政府拨款，一年大概100万。
北京互助金第一年的参保率不高，只有50%，不及上海。于瑞苓说，上海红十字会启动互助基金时，时任会长谢丽娟是上海副市长，行政部门大力配合，北京红十字会则无此背景。
后来性价比颇高的互助金在北京逐渐被认可，到2006年参保率超过90%.于瑞苓说，要求报销的参保者，绝大多数得的是肺炎的普通病，白血病等大病儿童是少数，报销比例仅占百分之十几。3年下来，互助金结余3000多万元。
“互助金不光能解决钱的问题，还可让患儿及家长有尊严。”于瑞苓说，许多患儿靠募捐得救，家长心里其实并不好受，再者，不是每个患儿都有机会募捐，有机会募捐的并非个个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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